期末考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学校里的气氛忽然变了。
图书馆的座位从早到晚都是满的，食堂里排队的人一边端着餐盘一边背单词，连宿舍楼的走廊里都弥漫着咖啡的味道——速溶的，三合一的，劣质的，但提神。林柏舟也在复习，但他的复习效率不太高，不是因为他笨，是因为他的注意力总是不受控制地飘到对面那个人身上。
陆征坐在他对面，低着头，手里的笔在纸上不停地写。他复习的时候有个习惯——会把重点抄下来，抄一遍不行就抄两遍，两遍不行就抄三遍，直到那些公式和定义像刻在石头上一样刻进脑子里。林柏舟看着他的手指握着笔杆，看着他的眉头微微皱着，看着他偶尔停下来咬一下笔帽——那个动作让他想起小孩子，让他心里软了一下。
“你看我干嘛？”陆征没抬头。
林柏舟已经不躲了，“看你认真。”
“认真有什么好看的。”
“认真的样子好看。”
陆征的笔停了一下，然后他继续写，但耳朵红了。林柏舟发现了他的新乐趣——说一些不轻不重的话，看陆征耳朵红。那句话不算越界，在任何一个大学图书馆里，都能听到类似的话，但陆征的反应让那句话变得不一样了，他的耳朵不会撒谎，他的耳朵比他的嘴巴诚实。
窗外的蝉叫得撕心裂肺，一声接一声，像在倒数什么，期末考，然后暑假，然后分别。林柏舟不想数，但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像沙子从指缝里漏下去，抓不住。
“陆征。”
“嗯。”
“你暑假什么时候回去？”
陆征的笔又停了，“考完就走，你呢？”
“我也是。”
说完这两个字，两个人都沉默了，暑假，两个月，六十天，比寒假长一倍。寒假的时候他们每天发消息，发了三十天。但寒假有春节、有走亲戚、有忙不完的事，时间过得快。暑假不一样，暑假是空的，大把大把的时间，像一片空旷的平原，走不到头。
“你会想我吗？”林柏舟问，问完就后悔了，这不是他该问的问题，这像女生会问的问题，像电视剧里的台词，但他已经问了，收不回来了。
陆征抬起头，看着他，很认真地看着，不是平时那种“我知道了”的看，是那种“我在认真回答你的问题”的看。
“会。”
一个字，但那个字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扑通一声，沉下去了。水面上漾开一圈一圈的波纹，很久很久才平。
期末考终于结束了。
最后一门考完的下午，林柏舟走出考场，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六月底的广州像一个大蒸笼，空气是黏的，呼吸是沉的，连影子都热得缩成一团。他在教学楼下站了一会儿，看到陆征从另一栋楼里走出来，手里拿着笔袋，表情很平，看不出考得怎么样。
“考得如何？”林柏舟问。
“还行。”
“什么叫还行？”
“就是能过。”
林柏舟笑了，陆征说“能过”就是八十以上，说“还行”就是八十五以上，说“不太好”就是七十以上。他的语言系统里没有“很好”这个词，不是因为没有，是因为他不习惯用，林柏舟已经学会翻译了。
他们并排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榕树的气根在风里轻轻摇晃，阳光从叶缝漏下来，碎碎的，落在他们肩上。路上拖着行李箱的人多起来，轮子咕噜咕噜地响，像在催促什么。林柏舟不想走快，他故意放慢了脚步，陆征也跟着放慢了。
“你几号走？”陆征问。
“后天。”
“我大后天。”
“那我比你早一天。”
“嗯。”
林柏舟想说“那你送我”，但他怕说了之后自己会难受，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容易难受了——不是那种大哭大闹的难受，是那种闷闷的、沉沉的、压在胸口的东西，像广州六月的天气，没下雨，但天是灰的，空气是湿的，呼吸都觉得重。
回到宿舍，林柏舟开始收拾行李，他把衣服叠好塞进箱子，把书摞在桌上——不带回去了，太重，暑假不看。他拿起那本《诗经》，翻了翻，夹在里面的便签条还在，他把便签条取出来，一张一张地看。“你跑姿不对。”“你才不对。”“我故意跑慢的。”这些字像时间的标本，把他们的大一凝固在纸片上，他把便签条重新夹回去，把那本《诗经》放进了行李箱。
不带别的书，也要带这本。
陆征在旁边收拾他的编织袋，红蓝白条纹的袋子，从开学用到现在，边角磨得更毛了。他把衣服叠得方方正正，书按大小排好，充电线缠成规整的圈。林柏舟看着他做这些事，忽然觉得心里有一个洞，不大，但漏风。
“陆征。”
“嗯。”
“我走的那天你来送我。”
陆征的手顿了一下，“好。”
晚上，宿舍开了最后一次“卧谈会”。福建的说下学期要带女朋友来学校，江西的说暑假要去西藏，另外两个一个说要考研一个说要创业。轮到林柏舟的时候，他说：“没什么计划。”轮到陆征的时候，他说：“我也是。”
福建的笑了：“你俩真是连体婴，什么都是‘我也是’。”
宿舍的人都笑了，林柏舟也笑了，但他的笑在嘴角停了很久才到眼睛。连体婴，福建的不知道，他说了一个多么准确的词。
林柏舟走的那天，广州下了雨。
不大，细细密密的，像谁在天上筛沙子。陆征帮他扛着行李箱下楼，箱子很重，陆征的肩膀被勒出一道红印，林柏舟想自己拿，陆征不让。
校门口，出租车在等，陆征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关上门。雨丝飘在他头发上，亮晶晶的，像碎钻，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中间隔了一步的距离。出租车司机按了一下喇叭，催。
“我走了。”林柏舟说。
“嗯。”
“到了给你发消息。”
“好。”
林柏舟拉开车门，坐进去。车窗摇下来，他抬头看陆征，陆征站在雨里，头发湿了，贴在额头上，他没有撑伞。
“陆征。”
“嗯。”
“你会想我的，对吧？”
陆征看着他，雨落在他脸上，他的眼睛是湿的，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
“对。”
林柏舟关上车窗，车开了。他从后视镜里看到陆征站在校门口，一动不动的，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拐了个弯，不见了。他把脸埋在手掌里，手心是热的，热得像那个额头上被吻过的夜晚，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哭，雨太大了，车窗上有水，他分不清。
一天后，陆征也走了。
林柏舟在家里收到他发来的消息：“上车了。”，然后是：“到济南了。”，然后是：“转大巴了。”，然后是：“到家了。”……一条一条的，像路标，标出他从南到北的轨迹。林柏舟看着那些消息，在心里画了一张地图——从广州到济南，从济南到临沂，从临沂到那个他不知道名字的小村庄。一千多公里，隔着一千多公里，他能感觉到陆征在某个地方呼吸。
暑假的第一个星期，他们每天发消息。
“吃了吗？”“吃了。”“吃的什么？”“饺子。”“什么馅的？”“韭菜鸡蛋。”——像两棵被分栽在两个花盆里的植物，根伸不到对方的土里，但叶子朝着同一个方向长。
第二个星期，林柏舟开始失眠，不是整夜睡不着，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陆征。陆征说话的声音，陆征走路的样子，陆征耳朵红的时候、手伸上来握住他的时候、在雨里看着他、说“对”的时候……这些画面像走马灯一样转，转得他头晕，他把平安扣从领口拿出来，握在手心里。玉珠已经不那么热了，广州的热气留不到潮汕，但他握着它的时候，觉得陆征的手就覆在他手背上——凉的，骨节分明的，握起来有点硌。
第三个星期，四姐来房间找他。
“小弟，你最近是不是有心事？”四姐坐在他床边，手里端着一碗绿豆汤。
“没有。”
“你骗不了我。”四姐看着他，“你从小到大，有心事就不说话，吃饭吃得少，晚上不睡觉。”
林柏舟低下头，绿豆汤很甜，甜得有点腻，他喝了一口就放下了。
“姐。”
“嗯。”
“你有没有过……就是……喜欢一个人，但不敢说？”
四姐愣了一下，“有。”
“谁？”
“你姐夫。”
林柏舟抬起头，“你不是说爸妈定的吗？”
“是爸妈定的，但定了之后，我偷偷去看过他。他在地里干活，卷着裤腿，满脚是泥，我看了他一眼，心跳得很快。”四姐说到这里，笑了一下，“那会儿不敢说，后来嫁给他了，才说的。”
林柏舟沉默了很久，“那你知道他喜不喜欢你吗？”
“不知道。”四姐说，“但他对我好，结婚这么多年，没吵过架，没红过脸，他不会说好听的，但他会把好吃的留给我。这就够了。”
这就够了，陆征也说过类似的话——“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开不开心？”“开心。”“那就够了。”原来爱一个人不需要问那么多，开心就够了，对你好就够了，把好吃的留给你就够了。可他想问陆征要更多——不是更多的“对你好”，是更多的“你”。
但他要不起。
第四周的一个晚上，林柏舟给陆征打了电话。
不是发消息，是打电话，他想听他的声音。手机响了三声，接了。
“喂。”陆征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低低的，有点哑。
“你在干嘛？”
“在院子里乘凉。”
“你那边热不热？”
“热，三十七度。”
“广州也热。”
沉默，不是没话说的那种沉默，是那种有很多话想说但不知道从哪一句开始的沉默。
“林柏舟。”
“嗯。”
“你什么时候回来？”
八月下旬，林柏舟在心里算了算——还有二十多天，“你什么时候回来？”
“八月二十五。”
“我比你早两天。”
“那你先到。”
“嗯，我等你。”
陆征没有说话，电话那头只有蝉鸣，北方的蝉和南方的蝉不一样——南方的蝉叫得急，像在赶时间；北方的蝉叫得慢，一声一声的，像在说一句很长的话，说完了还要等一等。
“林柏舟。”
“嗯。”
“你说的那些话，还算不算数？”
林柏舟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以后每年都去海边”“以后我们住在一起”“以后我们也开个茶馆”——那些“以后”像种子，他们一起埋进土里，不知道能不能发芽，也不知道会长成什么。
“算。”林柏舟说，“你呢？”
“算。”
夏夜的风从窗口吹进来，热烘烘的，带着远处田野里稻花将开未开时的青涩气味。林柏舟把那两个字含在嘴里——“以后”——像含着一颗糖，不舍得咽下去，也不舍得吐出来。就让它在嘴里化吧，慢慢地化，化到开学的那天，化到他见到陆征的那天，化到他的手又能碰到他的手的那个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