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赞美诗的消息是在晚饭前宣布的，距离祷告开始还剩半分钟。我瞪大眼睛，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一转头就看见德斯女士责备的眼神，连忙跟着人群念祷词。
1935年是我所有童年记忆中最令人满意的一帧，它的开头一切顺利，过程无功无过，眼看即将迎来平稳的结尾，直到骤然而至的冷空气和街头表演把我打得猝不及防。
伦敦的十二月毫无疑问是冷冽的，在这个寒风呼啸的季节里去街头唱赞美诗，发放印有上帝和天使贴画的节日贺卡，再对路过的行人说哈利路亚——这里面的任何一项活动在我看来都愚蠢至极，但我必须照办，因为伟大的圣诞是上帝之子的节日。
或许因为盛大的重要节日，即使是再萧条萎靡的社会气氛也不可避免地增添上了许多生气。街道和路灯两侧已经挂上了装饰品，红绿彩带随处可见，平日里被生活搓磨得变了形的路人也在疲惫不堪的脸上透露出轻盈，仿佛榨干了一年当中的所有喜悦和期待汇聚到了这万众瞩目的一天。
我们套在深灰色的长袍里排成一列，在德斯女士的指挥下站成了三排。人群站得很集中，厚重的衣物把我们围在一起，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围墙。路过的行人偶尔投来好奇的一瞥，然后在看见我们袍子上清一色的刺绣十字架后露出了然的神色。
歌唱的内容是老套的《听啊，天使高声歌唱》，英国乡村耳熟能详——
Mild he lays his glory by,
Born that man no more may die,
Born to raise the sons of earth,
Born to give them second birth，
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
“Glory to the newborn King!”
赞美诗本身并不能激起我太大的兴趣，但我喜欢唱歌，我的灵魂对音乐情有独钟。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在所有的公开表演里都有独唱环节，我喜欢在我热衷的事情上脱颖而出，更何况劳拉·兰迪嫉妒的眼神实在是太美妙了。
逐渐聚集的人群在我们息声后开始爆发出响亮的掌声，我们向他们递去贺卡，再送上一句圣诞祝福。一个戴高礼帽的男人递给我一张五英镑的钞票，说我的声音受过天使的祝福。
“感谢你，先生，”我将这笔巨款放进最贴身的口袋里，笑得真心实意，“上帝保佑你，祝你拥有美好的一年。”
一旦最后的禁令被解除，孩子们很快将要散开。德斯女士叫住我们，说在圣诞结束后会对我们所有人的房间进行大清查，因为埃莉诺·迪尔森的怀表不见了，而她决不允许盗窃行为出现在圣约翰里。
我怀疑她这番话意有所指，拜劳拉·兰迪所赐，她成功地在德斯女士心里种下了一颗名为“时刻警惕维多利亚·布莱德里克”的种子。怀表确实在我手里，但并非盗窃，我很少用这么野蛮又容易带来麻烦的手段，它是我从迪尔森那里哄骗来的，交换条件包括但不限于早餐分给她一半的牛奶和给她念半个月的故事书，我认为物超所值。我用膝盖都能想到一定是劳拉·兰迪在背后怂恿迪尔森向德斯女士捏造谎言，她眼馋那块怀表很久了，只可惜被我捷足先登。
但眼下德斯女士已经放下狠话，我不得不迂回行事，把怀表交回去是不可能的，我得藏到别的地方，一个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的地方。我正想着对策，一抬头就看见了汤姆·里德尔。
今天是圣诞节，伍氏孤儿院有他们自己的安排，但里德尔显然才不会乖乖听话参加什么集体活动。在过去的两年里，经过无数次的试探、博弈、恐吓和威逼利诱之后，他终于开始相信他碰上了一块硬骨头——要让维多利亚·布莱德里克把她的秘密和盘托出并不容易。作为两个异类，我们的关系开始朝着一种奇怪的方向发展。我们装作不经意间在对方身上试验怪异的能力，再心照不宣地轻轻揭过，试探对方比自己所了解到的要多多少。我们会为了难得的半块巧克力争得不可开交，不惜大打出手，又会在有利可图和价值交换的情况下帮对方一点小忙。我们将忌惮和戒备装进肚子里，彼此需要又互相猜疑。
“布莱德里克。”他率先开口。
他叫别人从来只称呼对方的姓氏，似乎是认为这种成年人的社交方式更具距离感和威慑力，虽然我在内心深处认为他只是单纯不喜欢自己的教名而已。
我走到他跟前，把吹到脸上的头发拂到脑后，看见里德尔漆黑的影子投在路灯下，像把笔挺的长剑。他的五官在孩童时期已然初具锋芒，因为无处不在的阴郁显得很冷漠。我从来都没法从他的表情里判断出他在想些什么。
“不祝我圣诞快乐吗，里德尔？”我对他虚伪地微笑，忽然想到了怀表的好去处，“营造点节日氛围？”
他似乎忍住了骂我的冲动，“你今天出门大概忘了带脑子，圣人维琪。”
“别这么叫我，”我警告道，“注意你的说话方式，伯爵儿子。”他总认为自己出身高贵，我最喜欢拿这一点来刺痛他。
里德尔皱起眉毛，“别让我开始对付你，布莱德里克。”
太阳已经开始往下落，我不想这么早就回去，我猜里德尔也不想回孤儿院，“我记得你经常一个人在伦敦到处跑，对吗，”我斟酌着开口，看见里德尔默许的表情，于是开出价码，“带我去特拉法尔加广场，我们应该给夜晚找点乐子。”
感谢年龄制度，我们用不着付交通费。鲜红的巴士一路行驶到白厅大街与索荷区的交界处，里德尔在它停稳的同时开始头也不回地下车，我赶紧穿过两条撑在扶手杆上的胳膊和一双过道里相当霸道的黑皮鞋，加快步伐跟上他。
纳尔逊将军高大的铜铸象立在广场正中央，台柱上的四面浮雕描绘着他著名的海战场景。圣诞夜的特拉法尔加广场将沦陷在彻夜不休的欢腾和庆典里，这是伦敦的传统。鸽群起飞又降落，四周的一切景物都笼罩在圣诞装饰的包围中，终年不散的雾气在彩灯亮起的同时被稀释得有些淡薄，仿佛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在驱逐这片阴霾。伦敦的冷雨是和这座城市里其他一切知名建筑物的标配，今天却是个罕见的晴朗夜晚，尽管冷得相当骇人。
我把没发完的天使贴画贺卡塞给他，它们在我的口袋里颠簸了一路，“圣诞快乐，里德尔，还有预祝你生日快乐。”
他看了看手里一大叠有点发皱的东西，脸上依旧没有表情，“我应该感谢你吗，布莱德里克？”
在他低头审视贺卡的时候，我赶快伸手在他面前打了个响指。在他分神的半秒钟里，一只挂着长链子的银色怀表凭空出现，从我的另一只手心里落了下来，在空中划了个半圆。一个非常简单但效果极佳的小把戏，我威胁一个比我大两岁的男孩教会我的，用他最宝贝的一只钢笔。
我得意地看着里德尔略显惊讶的表情，“我说了，生日快乐。”
他迟疑地打量着我，毫不掩饰脸上警惕的神色。不带前缀的给予是相当危险的，我们深知这一点。而我没有向他开价，这意味着这真的只是一件礼物，一种我们生命里从未被给予过的东西——饱含风险，当然。
他最终还是接过了，打开看了看，让它在手里转了个圈，“很精致的小东西。”
开玩笑，不然我为什么要连哄带骗地把它弄到手？我并不指望他能够良心发现对我心存感激，善意和道谢不在汤姆·里德尔的人生字典里。事实上，我才是心存感激的那个人，真心实意的。
我在柱底的台阶上坐下，看着不断聚集的人群。金银珠宝折射出的光线和丝绸上的光泽混合在一起令人头晕目眩，展现出一个由金钱和地位堆造而成的浮华世界。那个时候我已经从报纸上阅读过诸如“大萧条”和“资本主义”一类的词，我不能完全把握这些单词背后的含义但已然见识过了它最残忍和最美丽的一面，那是由物质分割而成的两个世界。我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女人们美丽的彩色眼皮和亮晶晶的高跟鞋，心想这里的人们绝不会喝裹在餐巾纸里的摩泽尔发泡白葡萄酒，他们喝真正的香槟。
生活变成了一卷冗长的卷轴开始平铺直叙，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越来越多地考虑将来。我无法接受教育，错过了最佳收养年龄，这两条路被斩断了，或许到了十五岁我可以学习打字，当个打字员，或者在图书馆里谋份差事，经济复苏的话可以当个杂货店员或者侍应生，拿着微薄的薪水聊以度日。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地蔓延到大不列颠，那我只好对着教堂里的神像磕头再祈祷自己不要被炮火打中。二十岁之后的生活是一片空虚，我对未来的展望一片荒芜。一眼就能望到头的人生让我开始叹气，心想自己不如真的干脆去当个修女。
直到1938年，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敲响了我的房门，那天是我的十一岁生日，他自称斯拉格霍恩，让我到一所魔法学校去念书。我永远忘不了那天，心脏焕发新生，那是我第二条生命的起点。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向上帝祈求获得拯救，于是他将霍格沃茨送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