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舞会后来成了达西在伦敦的“首秀”。后来所有关于他的议论，英俊、富有、骄傲、冷漠。几乎都能在那个夜晚找到起点。
地点在格罗夫纳广场的另一端，某位子爵的宅邸。吊灯、香槟、珠光宝气。女士们的扇子开合如蝶翅，先生们的恭维话像杯沿的酒一样黏腻。
我提前到了。选了一个靠墙的角落，椅背正好挡住左侧的身体。这样别人走过来的时候，只会看见一个坐在角落里的年轻绅士，右腿搭在左腿上，姿态随意，看不出任何异常。
达西进场的时候，我隔着半个舞厅看见了他。
他穿着深蓝色的燕尾服，头发往后梳，露出整张脸。灯光打在他脸上的时候，那道下颌线几乎是刀砍出来的。他站在门口扫了一眼整个舞厅，然后看见了我，微微点了一下头。
然后他被菲茨威廉上校拉走了。
我看着他被介绍给一个又一个陌生人。看着他微微颔首，礼貌而疏远地回应搭话。看着几个年轻女士试图与他攀谈，而他回答的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审计的账目——精确、简短、毫无破绽，也毫无温度。
有人在我旁边的椅子坐下。
我转头，发现是一位中年绅士，戴着单片眼镜，手里端着一杯波尔多。他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笑了一下。
“那个年轻人是达西家的吧？彭伯利的继承人。”
“是的。”
“听说挺傲的。来了这么久，没见他笑过。”
我没接话。
那天晚上达西确实没笑。在彭伯利他会笑，嘴角那颗痣会微微上挑。但在伦敦，他把那个笑锁在了一副叫“达西先生”的壳子里。
后来有人告诉我，准确地说，是菲茨威廉上校在多年后的一次闲聊中提到。那天晚上达西至少问了三次“艾什顿先生在哪里”。每次都是在他被一群人围住、话题让人窒息的时候。他会微微偏头，用余光找角落里那把椅子。
“他需要确定你在那里，”菲茨威廉上校说，“好像只要你在，他就不会在这座城市里淹死。”
我听完没说话。
因为我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