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到十八岁之间，我们的通信慢了下来。
不是疏远，是各自的生活开始膨胀。他开始跟着老达西先生正式学习管理产业，见佃户、看账本、参加郡里的绅士会议。我则在准备大学的事，父亲坚持认为，即便我的身体不适合从事大部分职业，学问总不会辜负我。
他的信从一周一封变成半月一封，从半月一封变成一月一封。有时候只有寥寥几行，写的是“本周乏善可陈，唯愿你能来”。
我不怪他。十六岁的我已经懂了，他和我的关系是一根绳索，一头绑着他，一头绑着我。他不敢放手，因为我会摔下去；而我也不敢放手，因为我知道他会摔得更重。我们都太累了。
但没有人说破。
十八岁那年的夏天，我又去了彭伯利。这是我坠崖之后的第八年。
达西在门口等我。十八岁的菲茨威廉·达西已经完全是成年人的模样了。身高超过六英尺，肩膀宽阔，下颌线条凌厉，灰蓝色的眼睛里那层薄冰已经变成了一层透明的铠甲。他站在那里，背后是彭伯利恢弘的石墙，看起来像是这座庄园里长出来的另一根柱子。
但当他看见我从马车上下来的时候，那层铠甲裂开了一条缝。他的眉头动了一下，嘴角跟着动了一下，不是笑，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轻轻撞了一下。
“爱德华。”
“达西。”
我们互相点了点头，像两个成熟的绅士那样。
然后他走过来，极其自然地接过了我左手里的行李。他知道我左手握不住东西，所以从来不让我提重物。这个动作他已经做了八年，熟练到不需要思考。
但这一次，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在碰到行李提手的时候顿了一下，像是碰到了什么烫的东西。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他说，把行李换到另一只手上。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早上他收到了老达西先生的通知。他的父亲决定让他去伦敦住一段时间，接触更广阔的社交圈，为将来接手彭伯利做准备。而这意味着，他必须开始考虑婚姻了。
老达西先生没有明说，但达西听懂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书房里下棋。这是他十四岁之后我们养成的习惯。每次我来彭伯利，我们都会下棋。他棋风凌厉，喜欢进攻；我棋风迂回，擅长防守。各有胜负。
“你听说伦敦的事了吗？”他忽然问。
“听说了。”
他落了一颗子，沉默了很久。
“”你会来吗？”他问。
“来哪里？”
“伦敦。”
我看着他。
“我父亲的意思是让我在那里住一年，”他盯着棋盘，不看我的眼睛，“我可能需要……需要有人……”
他停住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需要一个他不用解释的人。一个知道他所有底细、不需要他伪装的人。在伦敦那个陌生的社交丛林里，这个人只有我。
“如果你希望我来，”我说，“我就来。”
他点了点头，落下了那颗子。
那盘棋他没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