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达西先生彻底康复已经是开春的事了。
那几个月我几乎住在彭伯利。名义上是“陪伴养病的达西先生”，实际上是达西需要有人站在他旁边，在他父亲昏睡的那些夜里不至于一个人面对整座宅邸的沉默。
老达西先生能下床那天，把我和达西叫进了书房。
他瘦了很多，但眼睛还是亮的，声音也还洪亮。他坐在壁炉边的扶手椅里，腿上盖着毯子，手里拿着一杯热茶，看着我们两个站在他面前。
“你们两个孩子，”他说，“这段时间辛苦了。”
达西没说话。他站在我旁边，肩膀绷得很紧。
“父亲，您需要休息。”他说。
“我已经休息得够久了。”老达西先生摆了摆手，然后看着我，“爱德华，我有话跟你说。”
我上前一步。他打量了我一会儿，目光在我的左手上停了一瞬，然后回到我的脸上。
“你是个好孩子，”他说，“我欠你一句谢谢。不是这段时间的事，是更早的事。”
我明白他在说什么。那场意外。他替我父亲压下了追责，但不是为了达西。至少，不全是。他是在保护两个孩子。
“您不欠我任何东西，先生。”我说。
老达西先生笑了一下。那个笑很像达西，但更老练，更懂得藏东西。
“你知道我最欣赏你哪一点吗？”他说，“你从不利用他的愧疚。”
达西的身体动了一下。像被什么东西刺中了。
我没有回答。不是因为谦虚，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做到了。
走出书房的时候，达西在走廊里拦住我。
“我父亲说的是真的，”他垂着眼，“你从来不提那件事。”
“提了又能怎样？”
他没说话。
“你已经够难受了，”我说，“我不想……”
“那不是你该考虑的事。”
“那是。”
我们对视了几秒。然后达西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伸出手，握住了我的右手手腕。不是握手，是握住手腕，紧了一下，然后松开。
这是他唯一一次触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