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是被疫情裹挟的一年：上半年，每天做核酸，不厌其烦，经历网课；下半年，流感肆虐，一波又一波的人都发烧请假。
每天早上走进教室，总有几个座位空着，桌面上堆着每天发放的作业、卷子，就这样堆在桌子上，也没人打理。剩下的人都自觉地戴上口罩，能不碰别人的东西就不碰，吃饭时分开坐，课间也不再扎堆聊天，教室里坐着零零散散的人。
我从小就抵抗力强，没怎么发过烧，我以为我会躲过一劫，没想到这次也中招了。
同桌周玉清很快也请假回家了，临走前，她嘱托我将老师发的作业、卷子都放好，我趴在桌子上，头枕着手，看着她，我点点头，她戴着口罩自顾自的说，说完看我一眼，我立起来了一点我，给她比个“OK”的手势，她笑了笑，我看见她露出来的眼睛弯弯的，然后离我近了些，摸摸我的头，“小许涵，我走了，不要太想我哦。”她说最后一句话尾调上扬，藏着掩饰不住的开心，我露出来的半边脸也跟着笑，然后她戳了戳我的脸，“许涵，你的脸好红，记得量体温，吃药，别严重了。”她说完，还想再说些什么，但班主任来了，于是她说，“走了，回头见。”
她走后，我的旁边空空的，没了她，还挺不适应，我坐起来，想起周玉清临走前的话，于是找唐月借了温度计，37度，在我看来，这个温度扛扛就过去了，但我还是戴上了口罩。
于是我还是像往常一样，但就在我没做任何防护措施时，体温慢慢攀升，直到下午第三节课，突然的天旋地转袭来，头像被人用钝器敲了一整夜，太阳穴一抽一抽地跳，毫无征兆。
坐在教室里，我整个人像被一层膜裹住了。老师在讲台上说什么，声音传到我耳朵里就变成了一团模糊的嗡嗡声，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棉花。
我以为我还是可以扛过去，我想忍忍吧，总会过去的。
第二天课间的时候唐月从我座位旁边经过，停下脚步看了我一眼：“许涵，你脸好红啊，是不是发烧了？”我摇头。她伸手探了一下我的额头，手背刚碰到就缩回去了：“这么烫！你赶紧去医务室看看吧。”我说不用，喝点热水就好了。唐月看了我两秒，没再说什么，从自己桌肚里翻出一包板蓝根和温度计搁在我桌上，就走开了。
我拿温度计量了，38.5度，我叹了口气，但我只是喝了点药，完全没有请假回家的想法。
所以我撑着。下午，第二节课下课，我从座位上站起来的时候眼前一黑，扶着桌子才没让自己摔回去。唐月坐在前桌回过头来看我，眉头皱起来：“许涵，你今天到底行不行啊？你嘴唇都白了。”我说没事，就是有点累。她说：“你要不给家里打个电话？”我沉默了几秒，点了点头。
我找刚才上课的生物老师借了电话，拨了号码。电话响了三声，那头接通了，我妈的声音传过来。
“喂？”
“妈，是我。”我开口，哑哑的，“我发烧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秒。然后我听见她说：“你什么时候下课？”
我张了张嘴：“下午还有两节课。”
“行，”她说，“我待会儿给你送点药过去。你先上课，别耽误。”
“嗯。”
“多喝水。”
“嗯。”
“那我挂了。”
“好。”
电话挂断，嘟——嘟——嘟——的忙音从听筒里传出来。我把话筒放回去，金属和塑料碰撞，发出一声清脆的“咔嗒”。我站在走廊的窗边，外面的天灰蒙蒙的，像一块没洗干净的抹布。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吹在我滚烫的脸上，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我笑了一下。很轻的、几乎看不出来的笑，嘴角往上牵了牵，又很快放下来。意料之中。从拨出那个号码之前我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但我还是打了。大概人就是这样，烧糊涂了，总要抱一点不切实际的期望，然后被失望浇醒，才肯安安心心地回到那个早就知道的答案上。
我走回教室。唐月正低头写题，听见我的脚步声抬起头来，目光从我脸上扫了一圈，又看了看我空空的两只手，愣了一下：“你不是跟你家长打电话了吗？你咋不收拾收拾回家啊？”
我把椅子拉开，坐下来，把桌面上翻开的数学练习册合上，又打开：“啊，不严重，我等会喝点药就行了。”
唐月看着我，嘴巴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最后只挤出一句：“你家长……不来接你？”
“送药来。”我说，语气很平，像在陈述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
“就送药？”她的声音高了一点。
我点了点头。唐月看了我两秒，没再问，转过身去了。
下午那两节课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老师讲的内容一个字都没进脑子，板书在我眼里就是一片白色的模糊影子，在黑板上一晃一晃的。我把手肘撑在桌面上，用手掌托着额头，这个姿势维持了整整两节课。
课间的时候我妈来了。她在门口等着，将药递给我，问我，“还严不严重？”我摇摇头，“吃点药就好了。”她听到这话也没追问，就像平常一样嘱托我好好学习，好好吃饭，我点头，也像往常一样。
晚自习的时候，头终于到了我承受不住的极限。前额像是有人拿锤子在敲，一下一下的，每一下都砸在最痛的那个点上。眼眶发烫，眼泪不受控制地往外涌，我低着头，让头发垂下来挡住脸，假装在低头做题。笔尖点在纸上，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所有的字都在晃，在跳，在扭成一团看不清的黑色线条。
我忘了那次的高烧是怎么熬过去的，大概很痛苦吧。
我知道妈妈不是不爱我。我知道她爱。可她爱的方式像一件尺码不对的衣服，套在身上，哪哪儿都不合身。她供我吃穿，给我交学费，生病了会送药来，天冷了会让我多穿。可她从来不会问我难不难受，不会摸我的额头，不会说“妈妈陪你”。她习惯了一个人扛着所有事，于是理所当然地以为，我也该这么长大。
我没有怨谁。只是偶尔会想，如果那天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一句“你在哪，我来接你”，我现在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子。
但想归想，我从来不会真的问出口。因为我知道答案，也知道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