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班公告栏贴出来那天，是高一上学期最后一周的周三，天阴沉沉的，像蒙了一层洗旧了的灰纱布，很冷。
我垫着脚挤在人群里，脖子仰得发酸，目光一行一行地扫过那张印满了名字的A3纸。十六班——我的名字排在中段靠后的位置，旁边标注着教室楼层：四楼。我继续往下找，手指隔着空气在纸面上虚虚地划，终于在十八班的名单里看见了他。邹瑞林。三个字挨在一起，被打印成最普通的宋体五号字，却让我在那一瞬间觉得格外刺眼。
四楼和五楼，隔着一层楼板而已。每天上下课，楼梯上人来人往，要是存心要遇见，总能撞上几回。我这样安慰自己，又往下看各班任课老师的安排。16班的后面跟着一连串我不认识的老师，而张老师的名字出现在实验班的班主任栏里，后面也跟着一串我不认识的老师，她的教室在北楼，而我所在的十六班在南楼。
北楼和南楼中间隔着一条长廊。从南楼四楼的走廊望过去，正好对着语文办公室。我站在公告栏前，被身后涌来的人流挤得晃了一下，肩膀撞在一个不认识的人胳膊上，对方“啧”了一声，我连忙道歉，然后退出了人群。
走廊上闹哄哄的，到处是叽叽喳喳的议论声和此起彼伏的惊呼。我靠在墙上，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校服袖口的线头，脑子里反复翻涌着两个信息：他在五楼，她在北楼。
我们本该毫无交集，是我，一次次企图寻找任何有可能交集的机会，或许真的寻求了片刻交集，却不过饮鸩止渴。
高一下学期开学的日子来得比我想象中快。拖着行李箱走进新教室的那天，阳光好得不像话，从南面那排大窗户里倾泻进来，把课桌照得发亮。教室里已经坐了不少人，三三两两地聊着天，空气里浮动着一股陌生人的气息——洗发水的味道、新课本的油墨味、还有一点点没散干净的寒假残留的慵懒。
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把书包塞进桌肚，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面上不知道谁用圆珠笔留下的涂鸦。这时候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过头，看见一个扎着低马尾的女孩子冲我笑，眼睛弯弯的，牙齿很白：“你好，我叫黄锦文。你旁边有人吗？”
我摇了摇头。她就在我旁边的空位坐下了，一边掏课本一边自来熟地跟我聊天，问我以前是哪个班的，选科选的什么，认不认识哪个老师。她的语速不快不慢，声音温温软软的，让人觉得很舒服。我一一回答，也跟着她聊了起来。
那天晚上回寝室，我们自然走在一起。寝室楼走廊里灯光明晃晃的，照得地上的地板砖反着白色的光。我们的寝室在走廊尽头，黄锦文走在我左手边，跟我抱怨今天发的数学练习册太难，又说刚才班主任点名的时候把她名字念错了。我听着，也跟着应喝两声，觉得这个新环境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以融入。
前桌是两个女生，周玉清和唐月。唐月个子小小的，说话慢声细语，笑起来有两个梨涡；周玉清则高挑一些，性子爽利，嗓门也比唐月大上一圈。黄锦文和周玉清都是英语课代表，而我和唐月是语文课代表。
是我自己选的，因为成为语文课代表是我唯一进入语文办公室的合理理由，而只有这样我才能大概率再见到原来的张老师。
我攥着笔，指节捏得发白，心里翻涌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窃喜。像是溺水的人突然抓住了一截浮木，明知道它撑不了太久，却还是死死地抱住了。
刚开始的那段日子，我几乎是踩着下课的铃声就往语文办公室跑。有时候是去交作业，有时候是去拿批改好的默写本，有时候干脆就是为了背书——虽然叶老师说过，背书可以找小组长，不用亲自来找她。可我总有一千种理由说服自己非去不可。
每一次推开办公室那扇浅黄色的木门，门轴都会发出一声低哑的“吱呀”。我侧身挤进去，目光先于脚步投向办公室最里面靠窗的那个位置。张老师通常坐在那里批作业，面前摊着一沓厚厚的作文本，右手边搁着她那个搪瓷杯，杯壁上印着一朵褪了色的牡丹花。她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我就站在那儿多看两眼，然后才向叶老师走去。
叶老师的座位在靠门这一侧，正对着门口。
所以每次我推门进去，第一个看见我的人，永远是她。
她大概很早就看出来了，毕竟我的演技向来不好，在想什么都写在脸上，叶老师从不说什么，只是手抵着下巴，含笑看着我。她的眼睛很温柔，弯起来的时候像两枚小小的月牙。
有一次我在叶老师桌上交完作业，转身要出门时，听见她在身后说了一句：“张老师下午第二节没课，应该会在办公室。”
我脚步一顿，回头看她。她冲我眨了眨眼，然后低头继续批她的作业，仿佛那句话只是随口一提。我耳根烫得厉害，推门出去的时候险些被门槛绊了一下。门轴在身后“吱呀”一声合拢，走廊上的风灌进来，吹得我脸上一凉。
叶老师是个很好的人。好到我后来每次想起高一下半年，都会觉得愧对她。她从来不说破我的小心思，也从不问我为什么总去找别的老师，她只是在我偶尔真的为了语文作业去找她时，认真地给我讲题，耐心地听我背书，然后在结束的时候说一句“去吧”，目光里带着我没仔细对待的纵容。
在刚进入新的环境时，我们总是贪恋过去的人，可那时候的我太忙了。忙着想念过去的人，忙着在陌生的环境里打捞那一点点熟悉的温度。我自然无暇过多关注楼上的邹瑞林，尽管他就在五楼，尽管只要我多走一层楼梯，就可能在某次课间迎面撞上他。
但我没有。
大概是因为，比起遇见邹瑞林，我更想要留住张老师，但光是想如何碰见张老师就已经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我没有余力再去制造新的偶遇了。
高一的下半年，是我高中三年里过得最糟糕的一学期。我说不清原因是什么，只觉得周遭的一切都让我身心俱疲。新班级的同学们虽然友善，但那种友善是浮在表面的，像一层薄薄的油花，底下是互不相干的陌生。物理课我听不太懂，化学方程式背了又忘，数学的进度比上学期快了一大截，我坐在座位上，手里转着笔，听着老师在黑板上写写画画，脑子却像隔了一层毛玻璃，什么都抓不住。
唯一让我觉得踏实的事情，是每天晚上放学后跟黄锦文一起回寝室。
她是生活委员，每天要等所有人都离开教室后锁门。我就坐在座位上等她，有时候翻翻明天要背的课文，有时候就什么也不做，看着窗外的天色一点点暗下去，从深蓝变成墨黑，对面教学楼的灯一盏一盏熄灭。黄锦文会在所有人都走后准备锁门的时候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走啦。”我站起身，等黄锦文锁好门，两个人并肩走出教学楼。
从南楼到女生宿舍，要穿过一段种着梧桐树的小路。路灯从头顶洒下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交叠在一起又分开。我们边走边聊，有时候聊今天哪个老师上课口误了，有时候聊食堂今天的那道糖醋排骨还不错，偶尔也会沉默，各走各的，但那种沉默不尴尬，像是一条河的两岸，各自安静地流淌，却共享着同一片天空。
而我知道，走完这条路，再拐个弯，就能经过教师宿舍楼。
有好几次，我们远远地看见张老师从教师宿舍方向走过来，手里拎着一个小布袋子，大概是刚吃完饭要回办公室备课。我眼睛一亮，拉了拉黄锦文的袖子，压低声音说：“看，张老师。”然后加快脚步迎上去，在她面前停下来，有点紧张地喊一声“张老师好”。
张老师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许涵？分到南楼了吧，还习惯吗？”我点头，又摇头，说物理有点难，说新同学都还不熟，说叶老师人很好。张老师就耐心地听着，偶尔插一两句“慢慢来”“不懂要多问”。黄锦文站在我身边，也跟着叫了一声老师好，张老师冲她点点头，问了一句“你是许涵的新同学吧”，黄锦文乖巧地应了。
后来几次再碰到，黄锦文已经能自然地跟张老师搭上话了。有时候聊到英语课，有时候聊到学校最近要办的朗诵比赛。我在旁边听着，心里竟生出一种奇异的满足感，像是把自己珍视的两个人拉到了同一个画面里，那道画面暖融融的。
我甚至在张老师面前夸过黄锦文，说她英语特别好，说她当生活委员每天锁门特别负责。张老师笑着点头，说“那你们互相照顾”。我使劲点头，连说了好几声“嗯”。
可那时候我不明白，有些东西抓得越紧，流失得越快。
黄锦文是个朋友很多的人。她性格好，跟谁都能聊得来，下课的时候总有人来找她，教室里、走廊上、食堂里，随处都有人喊她的名字。她从不缺伴。而我不同，我认准了一个朋友，就像一棵树认准了一片土壤，把根扎下去就不想再挪动了。我总是等她，等她锁门，等她跟别人说完话，等她从一堆热闹里脱身出来，然后才小心翼翼地走上去，说“我们走吧”。她从不拒绝，但也从不主动。于是我们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渐渐地，等她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候她锁完门，又要去办公室交什么东西，让我先走，我说没关系我等着。她点点头就走了，背影很快消失在走廊拐角。我一个人站在教室门口，手插在校服口袋里，听着整栋楼慢慢安静下来，只剩下远处水房传来隐约的水声。
再后来，她有了新的同桌——开学第三周，班主任重新调了座位，黄锦文被调到了第三排，我留在了靠窗的位置。我们不再是同桌了，回寝室的路上她的身边开始出现其他的人，有时候是她前面那排的女生，有时候是隔壁寝室的，有时候是她在学生会认识的新朋友。我走在她们后面一两步远的地方，听着她们的笑声在前面飘，像风里荡来荡去的铃铛。
我可以跟上去的，可脚像钉在了原地。
那个学期末的某个晚上，我没有等她。晚自习下课铃响之后，我收拾好书包，看了一眼她——她正跟周玉清说着什么，笑得前仰后合，没有注意到我。我转身从后门走了出去。
走出教学楼的时候，风很大，吹得梧桐叶子哗哗地翻卷。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教师宿舍的方向，窗户亮着几盏灯，暖黄色的光透出来，不知道其中哪一盏是张老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