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语文课代表，每天早读前要收作业，课间要去办公室领批改好的卷子，有时候还得帮老师誊分数、拿教案。那些日子，我的课间十分钟几乎全献给了走廊尽头那间弥漫着油墨味和茶水气的办公室。久而久之，腿脚倒练得麻利了，抱着沉甸甸的一沓卷子也能踩着上课铃，从走廊那头一路小跑，赶在老师进门的前一秒冲回座位，把卷子往桌角一搁，胸口起伏着喘气。
那天也是一样。第三节课的下课铃还没打完，张老师就把我叫过去，说作文素材报纸到了，让我抱回教室发下去。我数了数，码得整整齐齐的两摞，用牛皮纸绳捆着，压得手腕往下一沉。我抱着那两摞报纸往回走时已经快上课了，走廊里零零星星的人还在走动，脚步声踢踢踏踏的。我快步走到自己座位的窗户旁，打开窗户，将报纸放在座位上，就去拿放在桌角的水杯。
出乎意料地，手心传来的重量不对。
我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杯子。水是满的，满满当当一瓶热水，隔着杯壁透出温热的触感，暖意沿着指尖往手腕上爬，上面还挂着未干的水滴。我记得很清楚，早上灌的那杯水早就喝完了，杯子一直空着搁在桌上，可现在里面清清楚楚地装着大半杯热水。
我下意识地抬头头。
邹瑞林正坐在座位上翻书，半框眼镜架在他的鼻梁上，他大概察觉到了我的目光，偏过头来，我逆着光，看不清眼镜后的眼神。他看了看我手里的杯子，又看了看我的表情，大约是从我脸上读出了什么，嘴角微微一弯，语气随意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哦，我刚去接水，顺手拿了你的杯子，没水，就帮你接了。”
他说得很自然，仿佛应该如此。我张了张嘴，许多话堵在喉咙口，最后只冒出三个字：“那水卡……”
他怔了怔，随即笑开。那个笑容很淡，但不知怎么的，让人想起冬日里难得露出的一角晴空，干净、明亮，带着一点被我的反应逗到的无奈和温柔。他伸手把垂到额前的一缕碎发撩开，说：“都用了你那么久水卡了，我请你一次，也应该的。快进来吧，马上上课了。”
我还想说什么，预备铃已经响了，尖锐的铃声从走廊尽头的广播里挤出来，带着刺耳膜的电流声。我只好坐回座位，把那杯热水放在桌角。杯壁的温度透过指腹传上来，沿着手臂一路蔓延到胸口，说不清是什么感觉。
趁着老师还没进门，教室里还有最后一小片嗡嗡的嘈杂声，我侧过身，压低声音对斜前方说了句：“谢谢。”然后把笔袋里的水卡抽出来，放在靠窗的台面上，“水卡我放这儿了，你要用，就自己拿。”
他低头看了一眼，那张蓝色的水卡搁在阳光里，边缘微微翘起。他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说了个“好”字。声音很轻，像羽毛落在地上，但我知道他听见了。
那之后，我开始下意识地找理由接近他。
比如中午吃完饭，李宛照例会晃着水杯叫我：“许涵，走啊，接水去。”我会摆摆手，说“你先去吧，我还有点东西要收”，然后等看到邹瑞林吃完饭后拿起水杯往走廊那头走时，我便也站起身，把自己的杯子抓在手里，装作顺路的样子跟上去。
走廊里的人已经少了许多，脚步声在空旷的过道里显得格外清晰。他走在前面三四步远的地方，背影被午后的光拉成一道细细的线。我加快几步，在饮水机旁边“恰好”赶上了他。他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眼底浮起一点笑意：“你也来接水？”我点点头，表情尽量自然，可心跳快得像擂鼓。我把杯子递过去，他顺手就接了过来，拧开盖子，把水卡贴上去，按键，热水汩汩地流出来，白色的水汽在杯口上方升腾。
“给。”他把杯子递还给我，杯壁烫得掌心发麻，我却舍不得马上松开。
他从来不会拒绝。每一次，无一例外。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穿那些“偶然”，或许早就看穿，只不过愿意陪我演这一出蹩脚的戏罢了。
高一上半学期末，分班是每个班津津乐道的事情。
那天我从语文办公室回来，怀里抱着一摞作文本，刚坐下，就听见李宛正跟周围几个人热烈地讨论选科的事：“我肯定选全文啊，历史地理政治，我学不会物理那些，太难了。邹瑞林，你呢？”
邹瑞林正转着笔做题，闻言笔尖停了停，抬起头来：“全理。”
“啊——”李宛拉长了声调，然后一扭头看见我，眼睛顿时亮了，“许涵许涵，你选什么？”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我应当也选全理。”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李宛瞪圆了眼睛，嘴巴张成一个夸张的“O”型：“啊？你们怎么都选理，就我一个人选文啊。”她的目光在我和邹瑞林之间来回扫了两圈，带着一种探究的、了然的笑意。我不明所以，顺着她的视线也看向邹瑞林。他大概没料到自己突然成了焦点，有些措手不及地坐直了身子，手里的笔“啪嗒”一声掉在桌上。
“看我干什么，”他说，声音比平时高了半度，“总不能让我学文吧。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文科作业全是抄许涵的。”
李宛“哦”了一声，尾音拖得又长又敷衍，然后凑到我耳边，嘴唇几乎贴上我的耳廓，热气喷得我脖子发痒：“许涵，你是不是因为他选理，才跟着选的？”
那句话像一根细细的针，精准地扎进我心里某个隐秘的角落。我猛地摇头，动作大得连发梢都甩到了脸上：“才没有。”声音有点急，急到自己都觉得刻意。李宛撇撇嘴，丢下一句“好吧好吧，那分科后多联系”，便转回头去继续跟别人讨论选科的事了。
我看着她的后脑勺，久久没有出声。
没人知道，我选理，不是因为理科好就业，不是因为邹瑞林选了理。而是因为，我从语文办公室出来前，恰好偷听到现在教语文的张老师，会继续带理科班的语文课。从办公室到教室那一路上，我脑海里反复翻涌着一个念头：要不要舍弃自己真正喜欢的历史。
后来啊，我才知道，不管是为了能够多一点跟张老师分到同班的概率而放弃自己喜欢的历史，还是无数次精心设计和邹瑞林搭话的契机，都不过像是数学中一道答案是两条平行线的题——无论我怎么设置条件让她们短暂相交，结果依旧会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