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爱的方式，是从减法开始的。
八岁那年冬天，张巧云和陈继明坐在茶几两边，一人一把椅子，中间隔着一台计算器。他们的声音很轻，语气平稳，就像在商量怎么处理一笔即将注销的账目，没有一丝的不体面。
“房子归你，存款我拿六成。”
“车我要开走，孩子的抚养费按月付。”
“钢琴归你，书架归我。”
没有争吵，也没有眼泪。碗碟没有碎，门也没摔，只是窗外的风吹得很细，吹得树枝一动不动。他们把一段关系拆开，像拆一个积木塔，小心翼翼又干净利落。
我坐在沙发边上，盯着那台计算器，红色的数字一跳一跳地跳。那一刻我才明白，原来爱是可以被拆分的。房子可以分，存款可以分，连我，也可以。
“寒暑假轮流带，平时跟你。”
“学费平摊，医疗费另算。”
他们计算着如何一人带走我一半的时间。之后的日子，我就像一个被平均分配的信件，按时投递，从一个家转到另一个家。
祖父的老宅成了中转站，每次换家，我都要在那儿停七分钟。因为祖父家的挂钟比别处慢，七分钟，不多不少。
这七分钟，是世界留下的罅隙。我站在阁楼的窗前，看光线斜斜地穿过积尘的玻璃，看楼下的梧桐树影子缓慢地移动一小寸。我站在那里，像一块被时间遗忘的影子，既不属于父亲，也不属于母亲，甚至不确定是否属于这间老屋。
但我愿意相信，我属于那片七分钟的沉默。
祖父的阁楼充满了旧日的气味：陈年书页的霉香，收音机的电波噪音，棋谱上手指摩挲的痕迹。那里什么都没有改变，连那台老挂钟也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节奏。
我问他：“你那挂钟怎么总是慢？”
他头也不抬：“它老了。”
“那为什么不修？”
“有误差才像真的。”他说，“时间本来就不准。”
我听不懂，但我记住了那句话。后来慢慢地，我开始懂了。有些东西不准，并不是因为它坏了，而是因为它经历得太多了。比如时间，比如感情，比如那些一走就不再回来的人。
父亲后来再婚了，家里多了一个小我两岁的男孩，他们叫他“小希”，希望的希。多好的名字。而我在那座新家里没有放牙刷的杯子，连自己的书也只敢放在书包里。母亲也交了新男友，是个沉默寡言的工程师，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台需要每月保养的家电。我也学着适应，用力把自己藏起来，尽量不让任何人觉得我“多余”。
后来我长大了。祖父去世，老屋被卖，那台总是慢七分钟的挂钟，也不知落入谁手。从此，我坐上开往京南的高铁，列车驶出站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终于和过去十八年那个沉闷、压抑、被反复拆分的人生，彻底告别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断言感情是伪装得精巧的交易，是带着目的靠近，是掂量利弊之后才肯给予的廉价商品。
直到我遇见了那个改变我一生的人。
她叫蒋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