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玲子的故事（上）
2010年6月22日，下午。
刘小川坐了两个半小时的车，到从化的时候，日头正偏西。
他带了荔枝。这次他学乖了：前一晚就在网上查清楚，广州的水果批发市场凌晨到货，他早上六点去，挑了桂味，不是海南的，是从化本地一个果农摆在街边的，凌晨刚下树，蒂还是青的，带着白点，壳上的鳞片摸上去刺手。老板说这是今早五点摘的。他用报纸包了两层，装进袋子，一路抱在腿上，没有放进后备箱，没有压在座位底下，像抱一个睡着的东西。
进门的时候，陈玲在院子里择菜。抬眼看他，看他怀里的报纸包，什么都没问，只说：“来了。今天有鱼。”然后补了一句，“阿静在榕树下，等你半小时了。说是半小时，其实一早就在那儿坐着了。”
沈静坐在榕树下的石凳上，膝盖上摊着那本诗选。看见他，站起来，目光先落在报纸包上。
“桂味。”刘小川把报纸打开，“今早五点摘的。你算算，到你现在嘴里，几个小时。”
沈静没有算。她拿起一颗，指尖在壳上停了一下，然后很小心地剥开。壳裂的时候发出很轻的一声脆响。她把果肉放进嘴里。
嚼了很久。比吃食堂的饭嚼得还久。
“很甜。”她说。
这三个字说得很平常。可是刘小川看见她的眼睛红了，红得很快，她低下头去剥第二颗，用剥荔枝把那一瞬间盖过去了。第一颗红的被鸟吃了。现在她自己吃到了。这中间隔着的，是三个月，十句诗，两趟车，一斤坏掉的荔枝。
陈玲也走过来，在旁边的石凳上坐下。她没有吃荔枝。她坐在那里，看着沈静吃。看得很专注，像看一个人做一件很久没做过的事。沈静吃第三颗的时候，她伸手，轻轻把她手里那串拿走了，放低：“医生说三颗。多的留着，明天再吃。”
沈静的手停在半空，看看陈玲，又看看刘小川，最后把手收回去，乖乖坐好。这个动作里有一种很奇怪的顺从，不是病人对护工的，是女儿对母亲的。刘小川在一旁看着，忽然明白了：这院子里的人，早就把彼此的位置排好了，只是没有人说破。
院子里的光线慢慢变了。五月底的太阳斜过来，从榕树的叶缝里漏下很多晃动的光斑，落在石桌上，落在荔枝壳上，落在陈玲的手背上。远处荔枝林那边，有果农在疏果，剪刀的声音一下一下，很轻。
陈玲择完了菜，把菜盆放在一边，拍拍手上的水。她没有起身回屋。她坐着，看着那串剩下的荔枝，看了一会儿。
“你上次问我的事，”她说，“我女儿的事。”
刘小川的背直了一下。
那天晚上，陈玲只说了一句“我女儿七岁时溺水死了”，就没有再说。后来他知道了照片，知道了《橄榄树》，这个家试图重新开始的一次。可是那个下午本身，游泳池，那一天，她一直没有讲过。
他没有说话。他等着。他没有说“不想说就别说”。他知道今天陈玲要讲，这个院子里的事都等荔枝红，荔枝红了，有些事也就到了该说的时候。
“那天我在上课。”陈玲说。
她的声音很平。跟沈静说“他不会带我走”那种平不一样，跟林小雨质问时那种平也不一样。她的平是很深处的平，像一口井，讲了三年的东西，棱角早磨没了，剩下的只有分量。
“星海音乐学院，下午两点的钢琴课。学生是个大二的孩子，弹李斯特，手总是僵。我在给她示范。我女儿七岁，放暑假了，在小区游泳池玩。她不会游泳。但那天她在浅水区，一米二的水，她一米二五。她妈妈——我，以为浅水区安全。”
她说到“她妈妈，我”，停了一下。这个自我更正很小，可是刘小川听出来了。她说“她妈妈”的时候，是从外面看的；说“我”的时候，是站回那个下午的。她随时都能站回去。三年来她一直站在那儿，只是平时不让人看见。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手还在琴键上。”
她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一下。又一下。像是在弹什么。刘小川看着那双手，瘦的，指节分明的，剥姜的时候快而准的手。
“是邻居打来的。她说‘你女儿出事了’。就这么一句。‘出事了’。我在电话里问她，什么事，她说你快来。我站起来，跟学生说，今天到这儿。琴盖没有合上，我就跑出去。”
“我跑到游泳池。穿着高跟鞋跑的，跑掉了一只。她已经被捞上来了。躺在池边。救生员在做按压，压得很急。我冲过去要自己压，被人拉住。我喊了她的名字，她答应过我，她答应过我的，”陈玲的声音在这里断了一下。只有一下。然后接上，还是平的。“她的脸是白的。头发贴在脸上。她的泳衣是黄色的，我给她买的，她说黄色像小鸭子。”
榕树上有蝉开始叫了，第一声，试探性的，叫了两下，停了。
“后来，”陈玲说，“后来我的手指就不听使唤了。”
她把左手抬起来，放在眼前的光斑里，翻过来，看着掌心。
“弹不了琴。不是不想弹，是弹不了。手一到琴键上，就抖，然后就是麻，然后就没有知觉。去医院查，骨头没问题，神经没问题，肌肉没问题。医生说是心理性的。不是手的问题，是脑子的问题。脑子不批准。它说，那双手那天在琴键上，没去游泳池，它不原谅那双手。”
刘小川看着那只手。它在光斑里摊开着，很稳。跟剁姜一样稳的手。可是它被自己的脑子关了三年禁闭。
“再后来，整个人也不听使唤了。”陈玲说，“不想起床。不想吃饭。不想说话。我老公带我看了一年医生，北京、上海，都去了。吃药，做那种电的、谈话的，都做了。没用。有一段时间我不认人，我老公站在床边，我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阿明他爸。我说，阿明是谁。”她顿了顿，“他站在那儿，站了很久。后来他就带我来这里了。住了三年。”
院子里安静下来。蝉不叫了，剪刀声也停了，那个疏果的果农大概歇晌去了。只有风，从荔枝林那边过来，很软，掀了掀报纸上剩下的荔枝。
“我老公第二年来提离婚。我签了字。”陈玲说，“这个阿静跟你说过了吧。她讲的时候有没有添油加醋？”
“没有。”沈静说，“就一句。‘她签了字。’”
“那就对了，就一句够了。”陈玲说，“签字那年我想，这个家的故事写完了。女儿一章写完了。我这个当妈的，写了一章，没写好。”
她放下茶杯，转过头，看着刘小川。那双眼睛很亮，亮得像有什么东西在底下撑着，撑了三年。
“你第一次来，站在我门口，看墙上的照片。你那时候不知道照片上是谁，可是你看了很久。你后来的每一次来，都看一眼。你从来不问。”陈玲说，“上周你问我，为什么每道菜都要留一口在锅里。我说习惯。今天我把这个习惯讲给你听。”
她指了指那串剩下的荔枝。
“她没有吃完的东西，我替她留着。每顿饭留一口，每串果留几颗，每首曲子，我弹两句就停。”她说，“这就是我的病，小川。你问我女儿在哪里——她在游泳池里。她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游泳池。我每天都能看到她躺在池边的样子，黄色的泳衣，白的脸。别人往前走，是走过一天少一天。我往前走，是走过去又绕回来。绕了三年。”
沈静的手在石凳边缘，慢慢地、很轻地，搭在了陈玲的手背上。
陈玲低头看了看那只手。她没有抽开。她用另一只手，把沈静的手拍了拍，像拍一个孩子。
“但是，”她忽然说，语气转了一下，转得很自然，像转调，“今年有一样东西不一样了。”
“什么？”刘小川问。
陈玲朝荔枝林的方向抬了抬下巴。那片林子黑绿黑绿的，沉在下午的光里，几百棵树，每棵树上都坠着青红参半的果子。
“往年这个时候，我看见荔枝红，心里是怕的。红的越多，我越怕。怕看见那个黄泳衣。”她说，“今年不一样。今年我看见红，我想的是，阿静能吃三颗。想的是，我做的白切鸡，有个傻小子每周坐两个半小时车来吃。想的是，这个院子里，今年夏天，会有人真的高兴。”
她站起来，拎起那盆择好的菜。
“这就是我这三年的功课。”她说，“我不是好了。我大概好不了了，医生说的，这种失去，不是病，是缺口，缺口补不上，只能学着带着缺口过日子。往年我带着缺口，是往游泳池的方向带。今年，”她拎起菜盆，往厨房走，走了两步，回头，“今年是往你们这边带。”
“玲姐。”沈静忽然开口。
“嗯？”
“《橄榄树》。副歌后面的词，你教过我前两句了。”沈静说，“今天，把后面的教我吧。”
陈玲站在厨房门口，背对着院子，站了三秒钟。
“好啊。”她说，没有回头，“吃完饭教。我女儿唱不全的词，你替她唱全。这是你的功课。每人一份，跑不掉的。”
她进了厨房。水声哗哗地响起来。
刘小川和沈静坐在榕树下，谁都没有说话。石桌上，那串剩下的荔枝安静地躺着，报纸的边角被风掀着。刘小川看着那串荔枝，心里想：每道菜留一口，每首曲子弹两句。原来这个院子里最会留东西的人，不是陈永泽，陈永泽留一口是怕结束，陈玲留一口是怕忘。可是今天她说了，“往你们这边带”。
留，和带，原来是两个方向。留是站着不动。带是走着，还揣着。
“小川。”沈静说。
“嗯。”
“你今天别急着走。”她说，“吃饭的时候多添一碗。玲姐做饭的时候，你听，她会哼歌。她以为没人听见。她哼的就是那首。”
风穿过榕树，满树叶子哗哗地响，像很轻的、很多人一起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