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升旗手退学
早上，五点五十，刘小川醒了。
不是被闹钟叫醒的。这几天他养成了一点新习惯，六点前后会自己醒，醒了就躺着，听窗外。往常这个点，会听见走廊尽头传来那阵熟悉的动静：门响，脚步，然后是国歌从喇叭里放出来的前奏，隔着两层楼板，闷闷的，庄严的。那是升旗手一天的开始，也是这栋楼一天的开始。
今天，窗外很静。
只有鸟叫，和五月初的广州潮热的风。刘小川躺着听了一会儿，心里那根弦轻轻绷了一下。他又躺了十分钟。六点十分，还是没有国歌。
六点半，阿彬从上铺爬下来，趿着拖鞋去洗漱，路过张红旗的床，看了一眼：“红旗，你不去升旗？”没有人应。阿彬嘟囔了一句“这哥们儿昨晚通宵了？”，拎着牙缸出去了。
七点，张红旗没有去上课。他的课在教三，他从来是提前十分钟到教室的人，坐第一排靠窗。七点四十，阿彬又叫他：“红旗，你不去上课？”
升旗手没有回答。
阿彬走过去，弯下腰。张红旗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眼睛是睁着的，亮的，可是里面没有人，像两扇开了灯却锁着门的屋子。阿彬愣住了。他伸手在张红旗眼前晃了晃：“哎。红旗。张红旗。”
升旗手没有说话。
阿彬的脸白了。他扭头喊还在系鞋带的刘小川：“小川！小川你快来！”
刘小川走过去，蹲在床边。他没有晃手，他蹲下来，让自己的脸进入张红旗的视野范围，然后用很平常的声音说：“红旗。我是小川。你听得见就眨一下眼。”
张红旗眨了一下眼。
“好。”刘小川说。他的心跳得很快，可是他发现自己的声音是稳的，这两个月练出来的稳，此刻全用上了。“那再眨一下，你不用说话，躺着就行。”
又一下。
刘小川在心里松了半口气，同时明白了事情的形状：人在，话不在了。这种状态他见过，他自己在2007年的冬天就是这样的，躺在床上，睁着眼，整个世界从天花板那里漏下去，漏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不同的是，他是熬过去的，一个人，熬了半年。张红旗不知道熬不熬得动。
“阿彬。”他站起来，声音压低，“别围着。去楼下小卖部买水。再打给辅导员。电话我说，你来打。”
上午九点，辅导员来了。十点，校医来了，量了血压，翻开眼皮看了看，问了三个问题，张红旗答了零个。中午，学院通知了家长。第三天，升旗手的父母从河南赶来。
他的父亲是一个瘦小的农民，比张红旗矮半头，穿一件灰色的夹克，夹克很新，明显是专为出门买的，袖口的商标还没拆。他站在宿舍门口，手不知道往哪儿放，先在裤缝上蹭了蹭，才伸出来跟辅导员握。他的手上全是茧，黄土地和镰刀给的，握手的力道又重又小心，像是怕碰坏什么。他的母亲跟在后面，一进宿舍门看见儿子的脸，眼泪就下来了，一声没哭出来，是那种把哭声整个咽回去的哭，肩膀一耸一耸的。
张红旗躺在床上，看着他妈。看了很久。还是不说话。
可是刘小川看见，他的右手在被子上动了一下，朝着他妈的方向，抬起来一点点，又放下了。
就这一点点。刘小川的眼睛热了。
办手续的那两天，刘小川帮着跑了三趟教务处。他听见张红旗的父亲在楼道里给辅导员鞠躬，一个接一个地鞠，说“给学校添麻烦了，给娃添麻烦了”，说“娃从小学起就没让我操过心，今年不知咋了，开春就睡不好，五一回来帮着点豆子，点着点着就站地里不动了”。他说这些的时候，声音很低，可是每个字都像从很深的地方挖出来的。
刘小川站在楼道拐角，听着，攥着拳。
点豆子。站地里不动。开春就睡不好。这些征兆摆在这里，从三月就摆在这里，五月十七号才炸开。而三月的时候，这栋楼里没有一个人问过他一句。他每天六点升旗，把日子过得那么齐整，齐整得像一切都好，齐整得把所有人都骗过去了，包括刘小川自己。他跟升旗手说过话，接过书，请教过种地和军旅，可是他从来没有问过一句：红旗，你夜里睡得好吗？
第五天，升旗手被送上了回家的火车。
全家把他的东西收拾了两大包。书留下了，说带不动；那面小国旗，他妈要给他叠起来装包，被张红旗按住了。他从他妈手里把旗拿过去，自己叠。叠得很慢，一折，一折，边角对齐，叠成一个小小的方块，放进了贴身的口袋。
临走前，他在宿舍门口站了一会儿。
他背着包，站在门槛外面，回头看这间住了快两年的宿舍。阿彬的桌面乱得像被抢过，阿杰的床帘拉着，他自己的床位已经空了，床板露着白，像拔了牙的牙床。他的目光在刘小川脸上停住了。
他的眼睛很深，里面有一种刘小川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求救，救已经来不及了。不是告别，他可能自己也不确定是不是告别。更像是一种认领：他在刘小川脸上认出了什么，认出了同类。
“你也是一个人。”升旗手说。
这是他一个星期来说的第一句话。声音很哑，像很久没用过的门轴。
刘小川站在宿舍中间，没有回答。
他想说“我不是”。想说“我现在有很多人了，沈静，陈玲，林伯，阿杰，还有你，你回来还是有人”。可是喉咙里堵着的，是另一句真话：是啊，红旗，我是。我是，所以我才该早一点站在你背上，像你凌晨那声啃东西的声音站在我背上一样。我欠你半年的“睡得好吗”。
他没有回答。他只是抬起手，行了一个不太标准的、高中体育课学来的礼，朝着张红旗贴身口袋的那个位置。
升旗手看着他的手，嘴角动了一下。那个动，勉强算是笑。
然后他走了。楼道里，他妈在前，他爸背着包在后，他走在中间，三个人的脚步声一级一级下下去，下了七层，消失。
他的床位空了出来。
宿舍安静了很多。没有六点的国歌了，没有走廊尽头那阵门响了。刘小川每天六点还是会醒，醒来听一会儿，窗外只有鸟。过了几天，宿管安排了一个大一新生住进来。新生很客气，叫了声学长，然后每天打游戏到凌晨三点，键盘声哒哒哒哒，跟阿彬的连成一片。刘小川再也没有见过升旗手。
半个月后，他收到一封信。
从河南寄来的，信封上的字一笔一划，很用力，笔画末端都带着顿。信不长，一页半。信里说他在老家帮父母种地，天不亮就起，起得比在学校还早。他说他每天早起升国旗的习惯还保留着，旗杆是自家院子里的竹竿，他妈用蓝布给他缝了杆套。他说他看了医生，县医院的，广州的医生也电话问过，说是累的，还有更深的，得慢慢来，“跟地一样，得歇茬”。他说麦子六月初收，收麦的时候就不想事了，手上全是活儿，脑子就老实了。
信的末尾，换了一行，字大了一些：
“小川，你还在学校吗？还在一个人吗？”
刘小川看了这行字很久。
还在一个人吗。这个问题，一个月前的答案和现在的答案不一样了。一个月前他大概会回“是啊，习惯了”。可是现在，沈静在从化的荔枝林下学吉他，陈玲教他剥姜，林伯约他下残局，阿杰说以后打空号早点打，林小雨的豆浆债记着，连陈永泽都约了九月前最后一顿酒。他不再是一个人了。可是他也说不清自己算不算“不是一个人”，那条路上的人，各有各的病，各有各的走法，他只是走在中间的那个。
他回了一封信。
写了三页。第一页写了宿舍的事：新来的大一是个游戏狂，阿彬又输了，阿杰的爸爸复查结果不错。第二页写了从化的事，写了陈玲和白切鸡，写了荔枝一天大一号。第三页想回答那个问题，写了划，划了写，最后他停笔了。
他把三页纸在桌上摊开，看了一遍。然后他把第一页留下，第二页留下，第三页——那页写着“我不是一个人了，可是我也说不好我算什么，红旗，那天你说我是一个人，你说对了，你是唯一一个看出来的，所以你才撑不住了吧，看出来的都撑不住”——他把第三页折起来，揣进了口袋。
最后寄出去的是两页。
信封里的末尾，他写：“我还在学校。你问的那个问题，我还没想好怎么答。等麦子收了，你再问一遍。”
寄完信的那个晚上，他上了楼顶。
天台的锁还是坏的。夜里没有风，广州的云低低压着，远处广州塔安安静静地亮着一种紫色。他从口袋里掏出那第三页，连同打火机，阿彬的，出来时顺的。
火苗很小，舔着纸角。
纸卷起来，黄了，黑了，字一行一行地灭。他看着“你是唯一一个看出来的”那半句烧完，看着纸变成灰，灰被热气带起来，打着旋，往上飘，飘到楼顶上方的黑暗里，散了。
没有风，灰散得很慢。刘小川仰着头看。
他想起升旗手每天早上放国歌的样子。想起那面小国旗在窗框上飘——他没有看过一眼。四楼走廊尽头，每天清晨，全楼的人都在那阵国歌里翻个身继续睡，只有他听见过声音，从没站起来看过一眼那面旗。现在旗不在了。窗框空了。
“红旗。”他对着灰烬飘走的方向说，“麦子收的时候，我给你写信。你教过我，旗挂上去，就没有人看不见。”
“这次我看着。”
他把打火机收好，下楼。走廊尽头，那个空了的床位隔着门。他在门口站了几秒钟，然后，做了一件从没做过的事，他把耳朵贴在那扇门上，听了一会儿。
里面，大一新生在打游戏，耳机漏出细碎的枪声。窗外，夜风起了。
明天六点，没有国歌了。
他走回自己床上，躺下，睁着眼。天花板还是那个天花板。可是他没有漏下去。他在心里把明天的事排了一遍：上午给沈静发第八句诗，下午去医院陪林伯下残局，晚上，晚上去趟四楼走廊，把那个空窗框擦一擦。
擦干净了，等着。等哪天，有谁从那条路上回来，或者有谁像当年的自己一样，在走廊里需要一个声音，那个窗框至少是亮的。
旗不在了。旗杆的地方，得有人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