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昭昭最早的人生记忆，是山茶花的味道。
那时候她还小，跟着外婆住在村里的老街上。外婆在院子里种了一棵山茶树，开白花，花瓣厚实，摸着像绸子。每年冬天到春天，一朵一朵地开，没什么香气，但开得认真极了——先是一个紧实的花苞，慢慢松开，最后整朵整朵地落，落在泥地上也不散。
外婆说，山茶花最像做人的道理：开要开得齐全，落要落得体面。
昭昭不懂那些大道理。她只记得外婆给花浇水的时候，会哼两句戏文，嗓子有点哑，调子也找不准，但听起来很暖和。那时候外公还在，坐在廊檐下做着木匠活，偶尔抬头看她们一眼，又低头继续敲敲打打。
夏天收麦子。外婆拿镰刀割麦，她就迈着小碎步跟在她的身后抱着割下的麦穗。谷壳落在头发上，外婆替她摘掉，笑吟吟地捏着她的小脸。邻居乐呵呵地看着她们，说这丫头脸圆圆的真漂亮，将来必定有福气。
她不懂什么叫福气。只知道麦子能磨成面，外婆用面蒸的馒头很好吃。吃完就跑到巷子里和其他孩子疯跑，跳皮筋，抓石子，天黑了才满头大汗地回家。外婆总是嘴上骂她疯丫头，手却拿着湿毛巾替她擦脸，擦完了在脸颊上轻轻拍一下——去吧，给你外公端洗脚水去。
那是夏昭昭一生中最像夏天的日子。后来她回想起来，总觉得那时候连太阳都比后来更暖和一些。
可夏天总是要结束的。
外公去世那年她五岁半。对死亡她还没有什么概念，只记得有一天院子里来了很多人，都穿着黑衣服，外婆哭得很厉害，但不出声，只是眼泪一直在流。她有些害怕，缩在角落里看那些大人进进出出，没有人注意到她。
外公走后，外婆像是被人抽走了一截骨头。背驼得更厉害了，走路慢吞吞的，给山茶花浇水的时候也不哼戏文了。
又过了两年，她七岁了，父母把她接回镇上的家。她抱着外婆不肯松手，说不要走。外婆摸着她的头说，傻孩子，你爸妈才是你最亲的人，跟他们回去好好听话。外婆这里你随时可以来，外婆哪儿也不去。
她信了。
镇上的家和她想象中不一样。两间平房，灰扑扑的水泥墙，门口连一棵树都没有。父亲夏建国在镇上的机械厂做技术员，母亲刘秀芝在街道小厂糊纸盒，家里还有一个比她小三岁的弟弟夏小军。
父亲很少笑。他走路生风，说话像下命令——
昭昭，去把碗洗了。
昭昭，看着弟弟，别让他摔了。
昭昭，作业写完了不知道帮你妈做饭？
她渐渐习惯了这种日子。说到底也没什么不好，至少能吃饱穿暖，还能上学。她成绩不错，尤其是语文，老师常拿她的作文当范文念。她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镇上新华书店的营业员认识她，有时候会把拆了封的书偷偷借她看半天。
那时候她最大的梦想，是长大以后当个老师。站在讲台上，拿粉笔写字，领着一群孩子念课文。她觉得那应该是一件很伟大的事。和母亲糊纸盒一样伟大，和在机械厂里工作一样伟大。
可父亲不这么想。
她不知道的是，那些年父亲的日子也不好过。镇上的机械厂本来就不景气，后来开始裁人，一批一批地裁。父亲是技术员，暂时安全，但也只是暂时。为了不被裁掉，他什么活儿都抢着干——车工的活儿他干，钳工的活儿他也干，机器坏了没人修，他去修，一修修到半夜。每天回到家，工作服上全是机油，指甲缝里永远洗不干净。有时候累得连饭都不想吃，往椅子上一坐就睡着了，叫都叫不醒。
母亲心疼他，让他别那么拼命。他只说了一句：一家四张嘴，我不拼命谁拼命。
昭昭那时候不懂。她只看到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坏，笑容越来越少，说话越来越像发号施令。她不知道那是一个人被生活逼到墙角之后，最后的本能反应——把一切都控制住，因为一旦失控，整个家就会散掉。而他不能让它散掉。
可是她还是怕他。怕他板着脸的样子，怕他说话的语气，怕他每次看见她的成绩单时那副无动于衷的表情。她有时候想，如果考第一是不是他就会笑一下？后来她考过一回第二，他还是没笑。她就不想了。
十一岁那年冬天，乡下的邻居打来电话，说外婆病了，瘫在床上起不来。母亲急得团团转，连夜赶回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眼眶红红的，昭昭问她外婆怎么样了，母亲只说：“没事，养养就好了。”
母亲开始每个月往乡下跑一趟，有时候带些药，有时候带几件换洗衣服。有一次昭昭非要跟着去，母亲拗不过她，就带着她坐了两个小时的班车，又走了四十分钟土路。
外婆躺在床上，比以前瘦了一大圈，脸上的肉都没了，只剩下一层皮包着骨头。但看见昭昭，她还是笑了。她握着昭昭的手，手很凉，骨节硌得昭昭手心生疼。
外婆说：“昭昭长大了，越来越漂亮了。将来必定有福气。”
昭昭想说外婆你跟我回镇上吧，我照顾你。但她知道说了也没用。外婆不会走，她说过她哪儿也不去。
那次回去的路上，昭昭一路没说话。她趴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灰扑扑的田野一截一截往后退。冬天的田野灰扑扑的，偶尔有一棵树孤零零地站在田埂上，像被人遗忘了。
后来母亲去乡下的次数越来越少。不是不想去，是走不开。街道小厂效益也不好，裁了一大批人，母亲虽然留下来了，但工作量翻了一倍，工资一分没涨。她不敢请假，请一次假扣三天工资。父亲那边更不用说，厂里三班倒变成了两班倒，人少了，活儿更多了。
初二那年刚开学不久，一个电话打到邻居家。邻居婶子跑来敲门，脸色不对。母亲接完电话，靠在门框上，很久没说话。
昭昭站在旁边，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往下沉。
外婆走了。在乡下那个老屋里，一个人，没有人送终。邻居发现的时候，已经过了两天。院子里的山茶树还开着花，白花落在泥地上，完完整整的，一朵都没有散。
葬礼上昭昭没有哭。不是不想哭，是哭不出来。她跪在灵前，看着外婆的遗像，脑子里一遍遍回放那句话——外婆哪儿也不去。但外婆还是走了，她骗了自己。走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院子里那棵山茶树，开了一树的花。
那一刻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世上没有什么人是哪儿也不去的。
父亲没来参加葬礼。不是因为不想来，是厂里实在走不开。他在赶一批急活儿，连续加了半个月的班，眼睛里全是血丝，咳嗽咳了一个多月也不去看。母亲让他去医院，他说等忙完这阵就去。等他忙完那阵，外婆已经过了头七。
又过了一个多月，昭昭放学回家，在门口听见父母和爷爷在屋里说话。
“我跟老李说好了，他儿子在街上开了个五金店。”爷爷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初三就别上了，在家帮帮忙，等年纪到了就把事儿办了。”
母亲的声音嗫嗫嚅嚅：“是不是太早了？昭昭才……”
“早什么？”爷爷打断她，“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我的退休金供一大家吃饭已经够难了，现在还要给建国治病，女孩子早晚是别人家的人。早点嫁了，省得在家里吃闲饭。”
父亲一直沉默着，只是偶尔咳嗽一声。
半晌后，父亲才说话，声音一反常态地温和，“秀芝，我这身体不知道还能撑几年，你一个人能养活两个孩子吗？早点嫁人，也是对她好。”
夏昭昭站在门外，手攥着书包带子，攥得指节发白。
她没有哭，只是静静地转身，走到自己那个用布帘子隔出来的小角落，躺在那张吱呀作响的小床上，看着天花板上雨渍洇出的图案，看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她照常起床，帮妈妈做早饭，送弟弟上学。
那学期，她一直在等。等着暑假如期而至，等着省城服装厂那辆招工的面包车再次开到镇上。
走的那天晚上，她假装出门倒垃圾，就再也没有回去。
她把自己攒了半年的钱缝在内衣里。那是她全部的家当。
长途汽车在夜色里颠簸，镇上的灯光越来越小，最后变成天边一个模糊的光点。她靠着车窗，看着外面大片大片陌生的田野在月光下沉默地铺展开，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她想起外婆。想起外婆说这丫头将来必定有福气。
她又想起父亲。想起他每天晚上回到家，坐在椅子上就睡着的样子，想起他指甲缝里永远洗不干净的机油，想起他咳嗽起来全身都在抖却还是不肯去看病。
她心里忽然很酸。
虽然父亲平常脾气很坏，但她并不恨他。她知道他是被生活碾得喘不过气来。她知道他说的那些话，不全是真心的——或者说，他以为那是真心的，因为除了那样想，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一个被下岗危机悬在头上、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的男人，他能看到的未来就那么远。
但她不能让自己的人生，被他看不到的未来所局限。
车窗外只有一片月光下的田野，和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
那年她十四岁。
山茶花端端正正地落在地上。她还不知道，离开只是第一步。走出去以后，才是真正的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