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上学期，发生了三件事。第一件，是他们从系馆搬出来了。建筑系的高年级专业教室都在学校东边的一二九大楼，建筑学的五个班在二三两层，三层还有室内专业的两个班，一层是城市规划专业和汽车专业。楼是老楼，层高很高，高到他们课余能在走廊里打羽毛球。球在空中飞来飞去，像一只白色的蝴蝶在找落脚的地方。搬到新地方的那天，每个人都抱着很多东西，从系馆到一二九大楼，往返了好几次。柳浩走在最后面，双手拿着三块板，一块自己的，另外两块是王闻樱和顾玥的。鲁书翰拿了两块，其中一块是李沁妍的。他们五人走在校园里。下午的阳光从后面照过来，把五个人的影子投在前面，一排，摇摇晃晃的。
第二件事，是王闻樱的入党申请通过了。
那天从辅导员办公室出来，王闻樱在校门口给柳浩的传呼机留了电话。那时候传呼机还是稀罕物件，柳浩的是鲁书翰帮他淘的二手货，摩托罗拉的，屏幕上只能显示数字。数字代表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柳浩正在画室画图，传呼机在裤兜里震了一下，他掏出来一看，数字是“王”——他们事先约好的代号。他看着那个数字，笔尖在图纸上顿了一下，留下一个墨点。那个墨点后来他用刀片刮掉了，但痕迹还在，仔细看还是看得出来，像一起浅浅的疤。
他下楼找了一个校园IP电话亭回拨了过去，话筒贴着耳朵，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在里面回荡。
“我是预备党员了。”王闻樱说。她的声音里有笑意，却不张扬。
“恭喜。”柳浩说。这两个字他说过很多遍了，特等奖学金的时候说过，竞赛得奖的时候说过，每一回都是这两个字，不多也不少。正好一阵风吹过，路旁的桂花树落下一片桂花，金黄金黄的，碎碎的，落在柳浩的头上、肩上。他伸手去拂，同时想象着她在电话那头也是一样——两只手拿着听筒，桂花落在她的头发上。
“晚上一起吃饭吧，”王闻樱说，“我请客。学校特色食堂。”
“他们知道吗？”
“我还没告诉他们。”
柳浩心里突的一跳——他是第一个被王闻樱通知的人。他握着话筒的手指微微紧了紧。
“好。我跟他们说。”
“嗯。”
挂了电话，柳浩在电话亭里立了一会儿，桂花还在不停地落。他想起教室里的那张图，今天大概画不完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王闻樱点了一桌子菜。白斩鸡、葱油拌面、糖醋小排、清炒时蔬，还有一锅老鸭汤，汤面上飘着一层金黄色的油。她难得这么大方，平时五个人吃饭，都是各点各的，偶尔合起来点两个菜，也是挑便宜的。鲁书翰一坐下就夹了一大块白斩鸡，鸡皮亮晶晶的，蘸了酱油塞进嘴里，腮帮子鼓鼓的，竖起大拇指说：“大户人家。”他的大拇指上还有没洗掉的墨渍。
“闭嘴吃你的。”王闻樱说。她在笑，笑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弯得比以前深了一些。大概是最近瘦了，眼窝凹进去了一点，笑起来的时候那两道弯就显得格外深。
顾玥坐在王闻樱旁边，给她倒了杯饮料。饮料是橘子味的，倒进杯子里冒着小气泡，嘶嘶地响。顾玥端着杯子，看着王闻樱，眼睛里有一层亮亮的东西。“闻樱，你是你们班第一个入党的吗？”
“还有一个，朱平。”
“真厉害。”顾玥说。她的语气是真心的，但她低下头去喝饮料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点点失落。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她明明没有打算入党。
李沁妍没有说话。她一向是五个人中话最少的，但是现在的她，表情柔和了很多。她坐在桌子最边上，夹了一筷子青菜，青菜是碧绿的，炒过了还是脆的，她慢慢地嚼着，像是在想什么。那段时间李沁妍大概一直在想什么，只是她不说。
柳浩坐在王闻樱对面。他看着她说笑的样子——餐厅的灯光是暖黄色的，照在她脸上，眉眼之间有了一种以前没有的东西，像是自信，又像是疲惫。也许两者本来就是同一样东西的两个名字。他突然觉得她很陌生。不是不认识的那种陌生。就像你每天走一条路，走了三年多，路边的每一棵树、每一盏灯你都认得，但有一天你忽然停下来，才发现你从来不知道这条路通向哪里。
后来柳浩知道，那天王闻樱从辅导员办公室出来以后，在走廊的窗口立了一会儿。她立在那里，两只手撑在窗台上，窗台的水泥面热烘烘的。她看着窗外，想到了一件事——入党申请通过了，接下来的考察期是一年。这一年里，不能有任何违纪行为。包括谈恋爱。
她立在窗口，风吹起她的头发，头发缠在嘴角，她伸手去拨。她在想，如果柳浩在这个时候跟她说些什么，她要怎么办？是假装听不懂，还是直接拒绝，还是说“等我一年”？“等我一年”——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像吹一口气一样简单。但她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说出口。不是因为不好意思，是因为她不确定一年以后自己是不是真的会改变主意。也许不会。也许她就是这样的人。永远在等一个“更合适”的时候，永远觉得“现在不是时候”。等到最后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更合适的时候”，只有“现在”和“再也没有”。她立在那里想了很久，窗外的梧桐叶不知又落了几片。
第三件事情，也不能算是“发生”，因为这是他们老早就知道的——大四上学期，所有人都被学校安排到各个设计院实习，为期一学期。这是建筑系的规定——大四上学期要在设计院里待满十六周，像正式员工一样上下班，画图、跑工地、做方案，提前感受一下毕业后的生活。
柳浩被分到了华东设计研究院的浦东分院，在浦东时代广场，马路对面就是八佰伴，离学校很远。他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出门，在彰武路坐单位的班车。班车是考斯特，蓝色的座椅，有一股柴油味和皮革味混在一起的味道。他一般上了车就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书包抱在怀里，头靠在车窗上，合上眼打盹。车窗玻璃凉凉的，隔着玻璃能感觉到外面马路的震动，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轻轻拍他的头。班车绕来绕去，接上所有住在这一片的同事，然后上杨浦大桥，到单位刚好八点半，他醒过来的时候，车上的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晚上五点半下班，回到学校已经快八点了。有时候路上堵车，他会在公交车上打个盹，醒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窗外是一条不认识的街，亮着不认识的灯，他愣一愣神，才想起来自己是在哪里，要到哪里去。
鲁书翰被分到了一家小设计公司，在静安区。公司不大，但项目不少。鲁书翰去了第一天回来就抱怨，说公司的空调开得简直跟冷库一样，他冻得手脚冰凉，脚趾头都冻僵了。外面是酷暑，他进公司身上要穿外套，脚上还要穿袜子。整个公司唯一暖和的地方只有厕所，因为就那里没有空调。他每次冻得受不了了，就去厕所待一会儿。
王闻樱被分到了华东设计研究院的总院，在汉口路。总院比浦东分院大得多，办公楼是那种老式的石头房子，一整栋楼都是，门厅很高，地上铺着水磨石，走上去有回音。办公条件也好得多，每个人的桌上都有一盏台灯，台灯的灯罩是墨绿色的，像老电影里的那种。她被分配到了设计一所，带她的设计师就是所长。那位所长姓马，三十出头，气质儒雅，留着一头披肩长发，穿着看似随意，其实挺考究，衬衫的领口和袖口永远雪白。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让人听得清楚，像一颗一颗的石子丢进平静的水里，圈圈涟漪都看得见。
王闻樱第一次见到马所长的时候，觉得这个人像一本被翻了很多遍的书——封面有些旧了，书脊的褶皱纹路很深，但里面的内容越读越有味道。这是王闻樱喜欢的味道，她喜欢有内容的东西，无论是人还是事，这都会激发她的探索欲。她像一只猫，看见一个没见过的盒子，就一定要用爪子扒拉开，看里面装的是什么。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这里好好表现。她没有说出口的那句话是：也许有一天，她也能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学校南边的街上开了一家酒吧，叫POP。
POP不大，门面窄窄的，不仔细看很容易走过，就是一扇木门，漆成深绿色，门把手是黄铜的，磨得发亮，里面大概有七八张桌子，铺着红白格子的桌布，桌布洗得发白，格子的纹路都模糊了，墙上贴着几张电影的海报，纸边都翘起来了。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姓吴，戴眼镜，瘦瘦的，看起来很斯文，据说以前是复旦中文系的，工作了几年后觉得没劲，就开了这家酒吧。他说话慢悠悠的，像在念诗。调酒的时候也是慢悠悠的，把酒倒进量杯里，再倒进调酒壶里，摇一摇，倒出来，每一杯都像在做一件手工艺品。
POP的生意不好不坏。下午四点以后开张，晚上七八点以后会陆续来一些客人，大部分是学生打扮，背着书包，有的还带着图纸。老板不赶人，点一杯可乐坐一晚上也行。可乐冒着小气泡，冰块在里面慢慢地化，化到最后，可乐变淡了，冰块只剩一小块，浮在上面，碰着杯壁，发出轻轻的叮叮声。
五个人第一次去POP，是鲁书翰提议的。他那天从外面回来，书包还没放下就跟柳浩说：“我发现了新大陆——学校南边新开了一家酒吧，环境不错，老板人也好，一杯可乐只要五块钱。”
“五块钱一杯还便宜？”柳浩说。那时候食堂一个大肉包子才一块五，柳浩每天早上吃一个包子一袋牛奶，只要两块五。
“还送瓜子花生。”
“那也不便宜吧。”柳浩心里在算账。
“老板卖的不是可乐，是氛围。”鲁书翰一本正经地说。他说话的时候喜欢歪着头，嘴角往上翘，像是在说一个只有他自己才懂的笑话。
后来，去POP成了他们五个人的固定节目。几乎每周只要实习单位不加班，就会去酒吧小聚。有时候是先在宿舍楼下集合，一起走过去。五个人走在学校的林荫道上，路灯把他们五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交叠在一起，分开，又交叠。有时候则是直接从实习单位赶到酒吧，有的人还穿着上班的正装，脸上还带着一天的疲惫，但一走进POP的门，坐下来，点一杯冰可乐或者一杯啤酒——偶尔也会点一杯酒——喝着聊着，那种疲惫就慢慢地散了，像冰块在杯子里慢慢地化。
他们每次都会在宿舍关门前回去——十一点锁门，他们不想麻烦宿舍管理员起床给他们开门。宿舍管理员每天晚上坐在传达室里听收音机，听着听着就打起了瞌睡。他们每次踩着点回来的时候，刘大叔正半眯着眼睛，他们轻手轻脚地从他身边走过，就像猫一样。
但有这么几次，聊得太开心，过了点，连南边的校门都锁了。校门是铁栏杆焊的，上面有尖尖的矛头，月光照在上面，闪着冷光。他们实在不愿意绕到东侧的正门，绕过去要多走十五分钟，就只能翻进去。鲁书翰最利索，双手抓住栏杆，脚蹬着下面的横杆，三下两下就过去了，像一只猴子。然后他立在里面接应其他人。顾玥最慢，她爬到顶端的时候腿在抖，抖得整扇铁门都在哗啦哗啦地颤。王闻樱每次翻墙都要柳浩在下面托一把，她的手抓住栏杆的时候，柳浩能感觉到她在微微发抖，那种抖传到他的肩膀上，从肩膀传到心里。
“怕什么？”柳浩说。
“不怕。”王闻樱说，但声音明显在抖，抖得像一根绷紧了的弦。
柳浩没有拆穿她。他喜欢她这样的时候——不是那个完美的、什么都能做好的王闻樱，不是那个特等奖学金、年级第一、什么都能画好的王闻樱，而是这个翻墙会发抖、嘴上说不怕其实怕得要命的王闻樱。这个王闻樱是活的，是有破绽的，是他觉得自己够得着的。
这样的聚会，一直持续到冬天。
那一年上海的冬天特别冷，冷得不像是上海。连下了几场雪，雪下得不大，但一场接一场的，路面结了冰，走在路上都要特别小心。雪停之后反而更冷，真就像有一把看不见的刀在割你的脸。大家都恨不得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只露出两只眼睛，围巾裹到鼻子上面，呼出的白气把睫毛都糊住了。路边是清理成一堆一堆的雪堆，脏脏的，里面裹着泥土和烟头，冻得比石头还硬，一个礼拜都化不干净。
柳浩和鲁书翰都觉得这冬天冷得不正常，更不用说王闻樱她们了，女生的体质本来就怕冷，从办公楼出来走到公交车站的那段路，她们把羽绒服的帽子拉得紧紧的，手插在口袋里，缩着脖子小跑。于是，周末的聚会就这样停止了。没有人说“不去了”，也没有人说“等天暖了再说”，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停了。就像秋天结束冬天来临一样，不用商量，也不用告别。
王闻樱在华东院的实习工作，得到了马所长的赏识。
实习第一周，他看了她画的图，拿着那张图在灯下照了照，说了一句：“你是我带过的实习生里基础最好的。”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她，看的是那张图，但王闻樱听了，心跳快了一拍。她很高兴，但没有表现出来。她只说了一声“谢谢”，声音很平，然后低下头继续画图，拿笔的手指稳得像钉在纸上一样。
她不习惯被人夸。不是因为她谦虚，而是因为她觉得“被人夸”这件事本身是很不安全的。你的好被人看见了，就会被人评价；被人评价了，就会被人期待；被人期待了，你就必须一直好下去，不能掉下来。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像一层看不见的膜，慢慢地、慢慢地裹住你，裹得你喘不过气来。她觉得自己身上的压力已经够多了——自己给自己的，别人给自己的。她不想再给自己增加新的压力。以前每次被人夸完，她都会在心里对自己说：别当回事，人家只是客气。说完这句话，心就定下来了，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但马所长不一样。他的夸奖和肯定，王闻樱当了真，因为他是华东院设计一所的所长。他夸一个人，不是随便夸的，是有分量的，是有道理的。而且他不是一个会随便夸人的人——他话不多，看图纸的时候沉默很久，说出来的话往往只有一两句，但那一两句，都说到点子上。他是一个会持续关注她的人，不是那种“你很棒继续加油”的夸完就走，而是会走到她图桌边，低头看她的图，然后说一句“这根线条可以再重一点”，或者“这个细节的处理很有想法”。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稳稳地落在她心上，像一个一个有分量的东西，一个一个地放上去。
她突然想起那一年，她拿到了奖学金，柳浩来恭喜她，当时自己说了一句什么已经不记得了，柳浩说““你说的每句话我都当认真的。”
王闻樱很快发现，自己在马所长面前，跟在其他任何人面前都不一样。
在柳浩面前，她是刻意的——她知道他在看她，她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她的后脑勺上，像一小块温热的石头贴在那里，不烫，但你知道它在。所以她会下意识地收着一点，不让自己表现得太明显。说话的声音不轻不重，笑的时候不冷不热，连坐在那里的姿势都要注意，不能太随意，也不能太拘谨。像在演一出戏，观众只有一个人，但演得很累。
在鲁书翰面前，她是自在的。她可以跟他开玩笑，可以让他请客吃饭，可以骂他“你能不能正经一点”。鲁书翰从来不介意，你骂他，他笑笑，你再骂他，他还是笑笑，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让他真的生气。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她什么都不用想，可以随便说话，说错了也没关系。
在顾玥面前，她是照顾的。顾玥需要有人带着，她就带着她，像姐姐带妹妹一样。吃饭的时候帮她占座，上课的时候帮她留位子，有什么好事第一个告诉她。顾玥从来不争不抢，安安静静地跟在后面，像一条小尾巴。有时候她觉得顾玥太安静了，安静得让她有点愧疚，好像自己抢了本该属于顾玥的光。
在李沁妍面前，她是有距离的。两个人的要强方式不同——她的要强是往上走的，像一棵树拼命地往天上长；李沁妍的要强是往里走的，像一颗种子拼命地往地下扎。她们之间隔着一层薄薄的东西，看得见彼此，但捅不破。
但在马所长面前，她发现自己什么都不用想。她不需要刻意，不需要自在，不需要照顾，也不需要保持距离。她只需要把图画好，把方案做好，把问题回答好，把所有的事情尽可能做到最好。这种纯粹的、不掺杂任何私人情感的关系，让她觉得安全。像一个溺水的人终于踩到了一块坚硬的石头，脚下是实的，不再是虚的。
年底，华东设计研究院举办全院年会。
年会在外滩的一家中等规模的饭店里举行。饭店的大厅很大，摆了几十张圆桌，每张桌上铺着白桌布，摆着红酒杯，杯口擦得亮晶晶的。华建院的人多，包了整整一层，到处是觥筹交错的声音和压低了音量的笑声。有人穿着晚礼服，有人穿着西装，有人端着酒杯走来走去地敬酒，杯中的液体在灯光下晃来晃去。柳浩作为浦东分院的实习生也被邀请参加。他不太喜欢这种场合，人太多了，声音太杂了，连呼吸都觉得不自在。但领导说了“都去”，他不好意思不去，好像不去就显得不合群似的。
他端着一杯橙汁，坐在角落里的一个柱子旁边，看着满屋子不认识的人。柱子是白色的，大理石的，凉冰冰的。他把背靠在柱子上，眼睛四处乱看，像一只误入了别人家的猫。浦东分院的人他就熟悉他组里的几个，院部的人那就一个都不认识。他们端着酒杯从他面前走过，有人朝他点了点头，他赶紧点头回礼，点完头才发现那个人看的是他旁边的人。他百无聊赖地东张西望，目光扫过舞台。舞台不大，背景是红色的绒布幕布，上面挂着一个金色的横幅，写着“华东设计研究院迎新年会”。报幕的主持人刚报完下一个节目，说接下来是设计一所的表演。
柳浩本来没有在意，但听到“设计一所”四个字的时候，心里忽然动了一下，像一根琴弦被人拨了一下，嗡嗡地响。他想到了王闻樱——她就在一所。
他往前走了一截，绕过几张桌子，立到一个能看到舞台的位置。手里的橙汁晃了一下，溅了一点在手背上，他没有擦。
音乐响起来了。不是那种热闹的年会歌舞，是一首慢歌，前奏很熟悉，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张学友的《相思风雨中》。
柳浩看见王闻樱走上台了。她穿着一件从来没见过的酒红色的长裙，裙摆在灯光下泛着绸缎的光泽，走起路来一荡一荡的。头发放下来了，披在肩上，比平时多了一些他不熟悉的成熟。她平时在学校里总是扎着马尾，干干净净的，像一个高中生。现在她把头发放下来，好像换了一个人。她手里拿着话筒，手指握着话筒的中间，目光看着舞台的另一侧，眼神里有一种他在她脸上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不是紧张，是一种在等什么人的期盼。
另一侧，马所长也走上台了。
他也拿着话筒，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西装很合身，肩线刚好落在肩膀上，袖口的扣子是银色的，在灯光下微微地闪。他的头发在脑后扎了一个短马尾，走上来的时候步子很稳，不快不慢，脸上带着一种淡淡的、不动声色的微笑，像是见惯了这种场面。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开始唱。
“人海里漂浮，辗转却是梦——”
他们唱到这一句的时候，对望了一眼。
柳浩立在人群后面，看着那个对望的眼神。
他说不上来那是什么。不是爱情——至少不完全是。也不是暧昧。那是一种比暧昧更复杂、更隐秘的东西，是一种“我懂你”的眼神交换。在那一瞬间，舞台上不是两个人在合唱，而是两个人用同一把嗓子在说话，说的是只有彼此才懂的语言。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像两根线头被搓成了一根，分不出哪根是哪根了。
柳浩忽然明白了什么。
不是“他们在一起了”的那种明白——那个时候他还不觉得王闻樱会跟马所长在一起。他明白的是一种更根本的东西：王闻樱想要的，也许从来就不是柳浩能给的。
她想要的是一个能跟她并肩立在一起的人。不是在台下默默看她的，不是帮她画图的，不是在楼下等她只为了说一句“恭喜”的。她想要的是那个能跟她一起立在舞台上一起演绎的人。那个人不需要等她追她，也不需要在她身后默默地看着她。那个人就在她旁边，肩膀挨着肩膀，唱同一首歌，看着同一个方向。
他把杯子里剩下的橙汁喝完，转身走出了宴会厅。
走廊里很安静。地毯是深红色的，厚实的，踩上去没有声音，像踩在棉花上。两边的墙壁上挂着几幅油画，画的是外滩的风景，画框是金色的，玻璃面反着光。他走到尽头的大玻璃窗前，看着外面外滩的夜景。黄浦江上有一艘游船慢慢地开过去，船上亮着彩灯，红的绿的黄的，在江面上倒映出一片碎金，船开过去的时候，那些碎金跟着晃，一晃一晃的，晃得人眼睛花。
他不知道自己立了多久。
背后有人走过来。脚步声很轻，但地毯太厚了，几乎听不见。
“柳浩？”
他回过头。是王闻樱。
“你怎么在这儿？”王闻樱问。她的脸上红扑扑的，不知道是被舞台上方的聚光灯烤的还是化了妆的腮红。酒红色的长裙在走廊的灯光下变成深紫色，裙摆上有一小块反光，白白的，像一片鱼鳞。
“里面太闷了，出来透透气。”柳浩说。他的手插在裤袋里，手指头攥着刚才擦过手的纸巾，纸巾已经湿了，黏糊糊的。
王闻樱走过来，立在他旁边。两个人并排看着窗外的江景。走廊的灯光从头顶上照下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玻璃上，两个影子挨得很近，但没有碰在一起。
“你刚才……看到我唱歌了？”她问。
“看到了。”
“唱得怎么样？”
“好听。”柳浩说。这倒不是假话，她是真的唱得好听。不是因为粤语标不标准，不是因为音准不准，是她在台上的那种样子——那种认真的、用力的、想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最好的样子，一直是她最动人的时候。
王闻樱笑了一下。“你骗人。我粤语不标准。”她笑起来的时候，嘴角那个小小的涡又出现了，在走廊的灯光下看得很清楚。
“唱得好不好跟粤语标不标准没关系。”柳浩说。
王闻樱侧过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短，像蜻蜓点水，但她想从他的脸上读出些别的什么。柳浩没有看她。他看着窗外，江面上那艘游船已经开远了，灯光变成了一团模糊的光晕，分不清是红色还是黄色了。
“柳浩，”王闻樱忽然说，声音比平时轻了一些，轻得像是怕惊动什么，“你是不是有话想跟我说？”
柳浩的呼吸停了一瞬。
那一瞬很短，短到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很重，很慢，像是在敲一扇很厚的门。
他想说“是”。他想说“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想说“我从开学第一天就在看你”，想说“你在公交车上睡着的时候，我其实就想跟你说”。这些话在他的心里积攒了三年多，每一句都被他反复咀嚼过无数遍，滚瓜烂熟，倒背如流。他甚至在梦里说过这些话，在梦里他说得很流利，不结巴，不脸红，说完以后她笑了，笑得很甜，说“我也是”。
但现在，此刻，当着她的面，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不是因为害怕被拒绝。他早就想过被拒绝是什么滋味了。那种滋味他在心里尝过很多遍，就像一个人生病吃一种苦药，吃得多了，舌头都麻木了，不觉得苦了。而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她想要的不是这些，从来都不是。
他只是一个在台下默默看着她的人，一个帮她画图的人，一个在楼下等她只为了说一句“恭喜”的人，一个翻墙的时候托她一把的人。这些事，她当然记得，也许还会记很久。但记得和想要，是两回事。
“没有。”柳浩说。
王闻樱看了他几秒钟。那几秒钟里，走廊里很安静，连空调的嗡嗡声都停了。她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没有躲，也没有迎上去，就那么平平静静地看着她，像一潭水，水面很平，看不见底。
然后她轻轻点了点头。那一瞬间她的眼睛里好像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又灭了，像一盏灯被人轻轻地关掉了。
“那我先进去了。外面冷。”
“嗯。”
她转身走了。酒红色的裙摆在走廊的灯光下轻轻摆动，像某种水草在水底慢慢地摇。高跟鞋的声音在地毯上闷闷的，走了几步，声音就听不见了。柳浩立在那里，看着她走远，看着那抹酒红色在走廊尽头的拐角处一拐，消失不见了。
柳浩立在窗前，把刚才想说但没说的那些话，一句一句地，在心里重新说了一遍。说给窗户听，说给黄浦江听，说给那艘已经看不见的游船听。他说得很慢，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像是怕它们听不懂似的。他说完了，什么也没发生。黄浦江还是那个黄浦江，游船还是看不见，玻璃上他自己的影子还是那个样子，没什么表情，没什么变化。
大四下学期，大家都归校继续学习，但除了上课吃饭之外，五个人聚在一起的次数明显少了。
不是因为感情淡了，而是因为各自都有了各自的事情。王闻樱进入了学生会，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开会、写材料、组织活动，晚上回宿舍的时候大家都快睡了。同时她还在准备考英语六级，单词书翻得起了毛边，听力磁带听得快断了。李沁妍跟阿强的联系越来越频繁，每周要通好几次电话，每次都说很久。寝室里装了电话，可以不用去楼下了，可是电话线不够长，她就搬一把椅子坐在走廊里打，声音压得很低，但还是能听见她在笑，那种笑很轻，像风铃在风里轻轻地响。王闻樱和李沁妍都忙，顾玥也曾继续和柳浩和鲁书翰在酒吧聚过几次，但大家见面后都淡淡的，说不上几句话就冷了。以前五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担心冷场，话就像自来水一样，拧开就有。现在拧开了，水流得很慢，断断续续的，像水龙头快坏了。渐渐来往得也少了。
只有柳浩和鲁书翰因为是室友，还整天同进同出。一起吃饭，一起画图，一起坐公交，一起在深夜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有时候聊着聊着就安静了，安静也不觉得尴尬，就那么各自躺着，听着窗外传来的不知名的响动。
柳浩对自己说，这是因为大家都成熟了，所以各有各的事情。成熟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谁抛弃了谁，只是慢慢走散了，走远了，回头看不见了，也就不回头了。
但有时候走在校园里，看到梧桐树下的那条路，心里会空落落的。那条路他们一起走了三年多，春天的时候梧桐树飘絮，飘得满头都是；夏天的时候树荫浓得像一条隧道，走进去就凉快下来；秋天的时候落叶踩上去沙沙的。记得那时候他们五个人并排走，影子都能铺满好长一截路。现在路突然变宽了，宽到一个人走在上面会觉得孤独。他一个人走着，把手插在裤袋里，低着头，不跟谁说话，也不用跟谁说话。
大四快结束的时候，柳浩和鲁书翰在学校后面的小区租了一套小公寓。一室一厅，月租八百。楼下有一个水产批发市场，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开始热闹，一只要过了第二天早市才安静下来。晚上一条街都是大排档，烟火气十足，炒菜的滋滋声、喝酒的吆喝声、锅铲碰铁锅的叮当声，混在一起，像一首热闹的交响乐。街的另一侧就是复旦研究生院，偶尔能看到几个明显比他们看起来成熟的学生，背着书包匆匆走过，脸上带着那种他们还不明白的，对未来的茫然。
房东是个退休的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个子很高。他把钥匙交给他们的时候，反反复复地叮嘱：“不许养宠物，不许在墙上钉钉子。”他说一句，伸出一根手指头，两根手指头伸完后，接着说：”第三条你们自己看。”然后用手指向门上。
门上用油漆写着门牌“1303”，下面是一张A4大小的纸，密密麻麻印着字。比字先看清楚的是一个红戳——“上海市公安局”。
柳浩和鲁书翰都吓了一条，再仔细看，上面罗列着许多禁止在住所内进行的事情。鲁书翰只看到一条：“不得在住所内进行□□□□等违法活动。”
搬出宿舍的那天，鲁书翰在走廊里立了一会儿，看着那扇门，说：“其实有点舍不得。”
“舍不得什么？”柳浩问。他在打包最后的一箱书，用透明胶带封箱，胶带撕下来的时候发出刺耳的嘶啦声。
“舍不得这种每天能在校园里期望能看到王闻樱的日子啊。”鲁书翰拉长了声音说。
柳浩笑着踢了他一脚。鲁书翰也笑了，笑的时候露出一排牙齿，笑得很开，但眼睛里有不一样的东西。他没有说出口的是——他舍不得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那段“早晨睁眼就知道今天要做什么”的日子。那时候的日子是有形状的，上课、画图、吃饭、去POP、回宿舍，像一条河，流得很稳，你知道它往哪里流，你也知道你会跟着它流到哪里。现在那条河到了一个岔路口，分成了好几条。大五整个学期都是毕业设计，不需要每天来学校。每天不知道大家在哪儿，在哪儿做设计，在哪儿吃饭。就是这种“不知道”，让他觉得有点局促，心里有点抗拒，同时又有些期待。这一步终归是要迈出的，他跟自己说，就像一九九四年的那个夏天，他看着父母转身离去，而自己推开了118房间的门。
他们租的公寓在十三楼，1303。柳浩用马克笔把“3”改成了“8”，改得很认真，一笔一笔地描，描了好几遍。鲁书翰在旁指着门上盖着红戳的单子说：“你仔细看过没？这上面有没有禁止更改门房号码？”
搬进公寓后，鲁书翰张罗着请王闻樱她们来做过一次客。她们都带了礼物，属王闻樱带的礼物最贵，一盒费列罗巧克力，金灿灿的，装在心形的盒子里，盒子上系着一条红色的丝带，丝带打了个蝴蝶结。鲁书翰看到就想拆开，手伸过来，被柳浩一把抢过去，护在胸前：“那是闻樱送我的。”王闻樱笑着说“瞎讲”，笑得脸都红了，伸手来抢，两个人抢了一会儿，丝带松了，蝴蝶结散开了。
顾玥送的是一个藤编的心形小花篮，篮子里是紫色的假花，花瓣是绢做的，摸上去滑溜溜的。柳浩说我和鲁书翰两个男生住，为啥要心形的花篮。顾玥说你不要书翰要，然后转过头问鲁书翰：“对吧？”鲁书翰连连点头，点得很用力，像个啄米的鸡。
李沁妍送的东西最古怪，居然是一只闹钟。白色的，圆形的，表盘上印着一只卡通猫，猫的眼睛会动，滴答滴答的。她说：“你们以后每天早上听不到学校的广播，这个闹钟就帮忙叫醒你们。”她说这话的时候很认真，认真得像在交代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一晚，他们聚到很晚。楼下打包上来的小吃都吃完了，啤酒也开了几罐。他们聊了很多，聊起第一次见面，聊起和平公园的廊桥，聊起地震的那一夜，聊起左老师带来的那个西瓜，聊起POP酒吧，聊起鲁书翰的旷课，聊起李沁妍的阿强，聊起王闻樱的特等奖学金。说到最后，谁都不记得说了什么，只记得一直在笑，笑了很久，笑得脸都酸了。
他们掐着晚上十点电梯停运前五分钟才离开，他们没有送下楼，怕回来要爬十三层。电梯的铁门关上的时候，发出哐当一声，那声音把楼道里感应灯依次震亮，又依次熄灭。
回到公寓，柳浩和鲁书翰都累倒在床上。屋子还没有收拾，桌上的塑料饭盒堆在一起，啤酒罐放了一排。窗帘没拉，窗外的灯光从外面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个奇怪的形状。
“开心吧？”柳浩问。
“开心。”鲁书翰说，“多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好久了。”
鲁书翰忽然从床上坐起来，朝柳浩竖了个大拇指，“你今天真不错。”
“怎么了？”柳浩有点不明白。
“你把那盒巧克力抢过去，说是闻樱送你的。”鲁书翰又把大拇指竖了一竖，像是在强调什么。“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一手？”
柳浩愣住了。他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那块方形的亮斑，亮斑微微地晃着，像一面挂在墙上的镜子被人轻轻地碰了一下。
他自己也不明白，当时为什么会那么说、那么做。那盒巧克力放在茶几上，鲁书翰伸手去拿，他一把抢过来，话就出口了——“那是闻樱送我的”。话说得很快，快得像是没有经过脑子。等他说完了，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他仔细想了想，为什么自己会突然像是挣脱了某种束缚。
他想到了华东院的那场年会。想到了王闻樱穿着酒红色长裙立在台上的样子。想到了马所长跟她对望的那一眼。想到了“人海里漂浮，辗转却是梦”那两句歌词。他知道了王闻樱追求的是什么，而他，还远远达不到她的标准。不是差一点，是差很多。那种差距不是靠努力就能填补的，是你立在什么样的起点上，是你见过什么样的世面，是你手里握着什么样的资源。这些东西，他没有，但马所长——或者说像马所长这样资历的人——已经有了。
或许就是从那天起，他内心的某种念想放下了。
不是那种“算了”的放下，不是赌气，不是认命，也不是心死了。而是一种很平静的、像秋天的叶子从树上落下来一样的放下。不是被风吹掉的，是自己松手的。它想待在树上的时候就在树上，它想下来了，就下来了。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告别。
初夏的晚风从窗外吹进来，特别凉爽。柳浩立起身来到窗前，把两只手撑在窗台上。从窗口望出去，前面一大片还是低矮的居民区，视线很开阔，他甚至能看到大柏树那一片，那边的灯光把夜空映得微微发红，像一个巨大的、昏昏欲睡的灯笼。有几盏灯在那片红色里一闪一闪的，大概是远处高架桥上开过的汽车，近了又远了，亮了又灭了。
他忽然觉得，那些灯光离他很远，远得像是在另一个世界。也许不是因为它们远，是因为他立在这里，立在十三楼的窗前，立在一九九八年的初夏的这个晚上，立在他二十二年的人生里一个不上不下的地方。往前看，看不清；往后看，已经走了很远。他已经不是那个刚进大学时在墙上用手指写王闻樱名字的男生了。他也不是那个在太湖边把衬衫脱给她、自己发了一夜高烧的男生了。他也不是那个在公交车上叫了两声她的名字、又什么也没说出来的男生了。他变成了一个他不太认识的人，不坏，也不特别好，就是不一样了。
他立在窗前，立了很久。晚风一直吹着，吹得他的头发在额前一下一下地掀起来，又落下去。远处大柏树的灯光还是那样红着，一整个晚上都没有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