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家便利店叫“运来”，开在一条马路和一条巷子的夹角上，门脸不大，玻璃门里面挂着两串塑料珠子做的风铃。江蛰推门进去的时候，风铃响了一下。
店里在放音乐，声音不大，是一首很多年前的老歌。货架重新码过了，关东煮的锅在门口咕嘟咕嘟地滚，汤面浮着一层油光，味道很重——海带、鱼丸、还有一点消毒水的味道，混在一起。
辖区所的老周在收银台边上等他。老周五十出头，脸色偏黄。
“就这儿。”老周指了指地面，“俩小子冲进来，一个举枪，一个去后头拿箱子。前后不到两分钟。”
“枪呢。”
“证物袋装着。”老周说，“塑料的，掉门口排水沟边上了。打不响，连声音都没有。”
门口的风铃又响了一下。一个老头提着一只塑料兜进来买烟，看到柜台后面站着穿制服的，脚就停在门里不动了。
“今天不方便？”老头问。
“没事。”店长说，“您要什么。”
“红塔山。”
店长从架子上摸了一包下来，扫码，找钱。老头接了钱，往门口走，走到一半回过头，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那只塑料杯，又看了一眼江蛰，慢慢出去了。风铃在他身后响了两声，一声高一声低。
江蛰重新蹲下去，站在店员的角度往门口看。门是往里推的，门槛有一道旧的胶条，被踩得发亮。从收银台到后门仓库，要走十一步——刚才他自己数过。两个人，两分钟，还要搬一个箱子，只有一种可能：他们知道箱子在哪儿。
“这店一年被抢过两回。”老周在后面说，“上回是三个初中生，偷了两条烟，我出的警。这回他们带枪了——虽然是假的。”
他顿了一下。
“小孩越来越敢。”
他站起来，去看柜台。
柜台上有一只塑料杯，杯子倒在边缘上，水已经干了，杯壁上留着一圈茶渍。杯子旁边的收银机抽屉开着，里面还剩几张纸币，零散地摊着，最大的一张是五十的。
“少了多少。”他问。
“钱吗。”老周翻了翻笔录，“三百六十三。”
“抽屉里还剩多少。”
老周愣了一下。“这个……笔录上没写。”
江蛰把那几张纸币拿出来摊在柜台上，一张一张压平。五十、二十、十、五、五、一、一。一共九十二。
他抬头看店长。店长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站在关东煮的锅后头，一只手插在围裙口袋里，另一只手一直在拨弄柜台上的计算器。他拨得很快，指头在按键上有一层很厚、很硬的皮。
“进货单呢。”江蛰问。
“什么进货单。”
“那个箱子。”江蛰说，“仓库里那个。你说过里头是干货。”
店长的指头停了一下，又继续拨。计算器发出一声长长的“滴”。
“单子不在我这儿。”他说，“找总公司要。”
江蛰看了他几秒。店长没有回看他，视线落在收银机抽屉上，好像那里面还有东西没掏干净。
“你昨天报警的时候，说他们拿着枪。”江蛰说，“你今天说那是小孩。”
“监控里就是小孩。”店长说，“穿校服。”
“你昨天没提校服。”
店长把计算器推到一边，两手按在柜台上，好像在压住什么东西。
“警官。”他说，“我一天就挣这点钱。东西丢了是我赔。”
“所以你昨天把‘持枪’写在前面。”江蛰说，“今天把‘小孩’写在前面。”
店里那首歌放完了，静了两秒，下一首开始，还是很多年前的老歌。
辖区派出所的审讯区在二楼，走廊里铺着浅灰的地砖，墙边摆着一排塑料椅和一个锈了边的暖气片。暖气片上放着一包抽了一半的烟和一撮烟灰。
隔壁那间屋里在办一起打架的案子。两个人，一个头上缠着纱布，一个衬衫撕了口子，都在跟民警解释自己为什么先动手。声音一阵一阵从门缝里出来，像水壶烧开了又被人从炉子上端下来。前台的女警在两边劝，劝得嗓子哑了，端着一次性杯子满走廊找热水。
江蛰站在走廊里等了两分钟，等那间屋里的声音低下去，才推门进去。
两个孩子分别关在两间屋里。江蛰先看的是小一点的那个，十四岁，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放在大腿上，手指绞着裤缝。
他的手上长着冻疮。
不是新长的，是那种反复冻、反复好的，指背上一块一块的紫红，有几处结了薄薄的皮。江蛰扫了一眼他的鞋——鞋是好的，白色的运动鞋，干干净净，鞋带系了两道结；再看他的手，指甲剪得很短，虎口有一道旧划痕，像是被什么硬东西刮过。
鞋和手不搭。鞋是有人给他买的，手是他自己过日子过出来的。
“他让你搬箱子的时候，原话是什么。”江蛰问。
小孩抬起头看他，又低下去。
“他说……”小孩的声音很轻，“他说里头是值钱的东西，让我们搬出来放门口就行，别打开。他给我们三千。”
“三千，什么时候给。”
“搬完给。”
“你们就信了。”
小孩不说话了。
“枪是谁的。”
“他给的。”小孩说，“他说是假的，吓唬人用的。”
江蛰没有再问。他站起来的时候，小孩忽然说了一句：
“他跟我哥是同学。”
另一个孩子十五岁，大一点，坐得更稳，问什么答什么，答得很顺。顺到第三遍的时候，江蛰发现一个问题：两个人说的不一样。
小一点的那个说，是“哥哥”先找的他；大一点的那个说，是他们在楼下小卖部玩，那个人路过，先跟他搭的话。
这不是大事。但两个人里有一个在替另一个人挡什么。
他出来，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
门开了一条缝，那个十四岁的孩子从里面探出头，脸上还是那种硬撑着的、什么都懂的样子。他看着江蛰手里的手机。
“警官。”他说，“能不能，给我妈打个电话。”
江蛰把手机递过去，解开锁。
小孩接过手机，两只手捧着。他低头去按号码，按了三个数，停住，抬头看天花板。然后又按了两个，删掉。他把拇指悬在屏幕上方，悬了很久。
“号码存在我手机里。”他说，“手机没了。”
“记得几个。”江蛰问。
“记得前头。”小孩说，“后头不记得了。”
他又按了一遍，还是删掉。
走廊尽头的门被推开，风灌进来。小孩把手机还给江蛰，说了声谢谢，退回屋里去了。
江蛰坐着没动。外面的雨已经停了很久，天却还是阴的。窗外的树叶往下滴水，滴在空调外机上，一下，一下。
他从兜里摸出手机，屏幕上是那只被撕掉一半的标签。他看了一会儿，又按灭了屏幕。
今天是他生日。这件事他早上想起来过一次，然后就搁下了——他的生日从来不是什么日子，一杯水、一堆碎枝、一缸没有用的水，就是全部。他不庆祝，也没有人等着他庆祝。师父提过一次相亲，师娘每年都给他煮一碗面，那碗面他每年都吃，吃得很干净。
他坐着，忽然想起刚才那个孩子按号码的样子：按三个，删掉；再按三个，再删掉。一个人不记得另一个人的号码，是很正常的。可他知道，那个孩子伸手要手机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打算打了。他只是想让人知道，他有妈。
四点半的时候，走廊那头的女警终于端着水杯坐下来，把两只脚伸直。窗外的天色一点点往下沉，沉到楼房的背面去。
下午三点，陈佳宽回来了，从楼梯口一路走上来，脚步到二楼就慢了下来。
“跑了。”他说，手里拎着一串钥匙，“那小子昨天搬走的，房东说的。房租欠了半个月，昨天下午忽然结清了，东西一件没拿。”
“屋里剩什么。”
“半碗面。”陈佳宽说，“碗是泡面碗，面泡涨了，还搁在桌上。桌上还有一张纸，印着个什么单子——房东拿来擦手了。”
“单子呢。”
“垃圾桶里。”陈佳宽把那串钥匙收进兜里，“我捡出来了，就剩一半，看不清。”
江蛰站起来，走到窗边。楼下停着的车压着一条刚洒过水的路，车顶上落着两片湿叶子。
“那个人，做什么的。”他问。
“开车的。”陈佳宽说，“跑长途。房东说他一个月在家的天数两只手数得过来。”
他顿了一下。
“我托人问了一下。”他又说，“他挂的那个车队，跑的是冷链。冷库车。”
“车队叫什么。”
“三月花行。”陈佳宽说，“一家花木公司，做批发，也做冷链——花要冷藏。”
江蛰看着窗外，站了一会儿。
春天，花木公司，冷藏车，一个被撕掉一半的标签，一个搬走的人留下的半碗泡面。
楼下的路上，一辆白色的货车慢慢开过去。车厢是密封的，侧面印着几行字，被雨水泡得发白，看不清是哪家公司。它开到路口，等红灯，发动机的声音低低地压着地面。江蛰站在窗边看着它，直到绿灯亮起来，它往东边去了。
他转过身来，把外套从椅背上拿起来。
“车牌。”他说，“你把他车牌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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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一半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