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子来的第三天，天还没亮，我就被院子里一阵沙沙的扫地声吵醒了。
那时候是八十年代末，村里还没有通电，夜里全靠煤油灯撑着，人们大多跟着日头过日子，睡得早，起得也不算晚。只是穗子起得，实在太早了些。
我揉着惺忪的睡眼爬起来，扒着糊着旧报纸的窗棂往外看。天刚蒙蒙亮，东边的天际只洇开浅浅一抹鱼肚白，薄薄的晨雾裹着院子里的石榴树，枝叶都显得朦朦胧胧。穗子握着一把竹枝扫帚，微微弓着腰，正一下一下清扫地面。
她扫得格外仔细，从堂屋门口到院墙根，连砖缝里、墙根下蜷着的碎草叶、干土粒都不肯放过，扫到井台边时，还特意把散落的枯枝拢成一小堆。扫完院子，她把扫帚靠在墙角，转身拎起铁皮水桶，一步步走到井边准备挑水。
井台高出地面一大截，穗子个子偏矮，胳膊伸着也够不到井沿，只能踮着脚尖，一只手攥紧井绳，另一只手扶住桶身，慢慢把水桶放进井里，再借着胳膊的力气一点一点往上提。井水沉甸甸的，往上拽的时候，她肩膀绷得发紧，小脸憋得通红，额前的碎发很快被汗水打湿，贴在了脑门上。
等我磨磨蹭蹭穿好粗布褂子、蹬上布鞋走出东屋时，灶房里已经飘出了玉米糊糊的香气。土灶上的铁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金黄的糊糊熬得稠稠的，上面还卧了两个红薯。鸡窝被重新铺了一层柔软的麦秸，那只瘸腿的芦花鸡正安安稳稳卧在里面，翅膀收拢着，专心孵着蛋。猪圈边上，穗子正蹲在矮石墩上剁猪草，手里的旧菜刀起落干脆，一下一下节奏均匀，脆嫩的野草很快被剁成细碎的草末，落在旁边的木盆里。看她这利落的架势，一点都不像是才十三岁的孩子。
我娘系着蓝布围裙从堂屋走出来，看见院子里收拾妥当的模样，又瞅着蹲在地上忙活的穗子，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快步走过去，伸手一把夺过穗子手里的菜刀，语气又心疼又着急：“你这孩子，怎么起这么早？这些粗活哪里用得着你干，快回屋歇着去。”
穗子轻轻摇了摇头，伸手又把菜刀接了回来，指尖还沾着草屑，声音安安静静的：“婶子，我不累。以前在家的时候，这些活天天都做的，早就习惯了。”
我娘重重叹了口气，转头一眼瞅见站在一旁的我，伸手就把我薅到身前，一巴掌拍在我屁股上：“你看看人家穗子！再看看你！都十一岁了，天天就知道睡懒觉，醒了也只会四处疯跑，半点活都不肯搭把手！”
我捂着屁股，下意识瞪了穗子一眼，可这次心里却没了往日的火气，反倒有点不好意思。
我明白，寄人篱下的日子，她总觉得多干点活，心里才能踏实些。
从那天起，穗子就成了我们家最勤快的人。
天不亮，院子里就会响起扫地的声响，紧接着是挑水、生火的动静。白天我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去村里的小学上课，穗子便留在家帮我娘忙活。纳鞋底、缝补丁、拆洗衣物、晾晒粮食，样样都做得妥帖。傍晚我背着书包回家，灶房里的饭菜已经端上了桌，书包被她收拾得整整齐齐。
我性子慢热，心里那点别扭还没完全散去，平日里依旧不怎么主动跟她搭话，可暗地里，却总想着帮她分担些活计。
她弯腰挑水时，我会快步跑过去，伸手帮她抬住水桶的另一边，分担重量；她坐在石墩上剁猪草，我就去野地里抱来一捆捆野草，堆到她手边；傍晚喂鸡时，我会抢着接过谷瓢，帮她把金黄的谷子撒进鸡圈里。
我们俩常常就这么默默忙活，全程没几句交谈，可院子里沉闷的空气，却一天天变得柔和起来。
大黄狗也渐渐不再只黏着穗子了，总是摇着尾巴跟在我们俩身后。我往前跑，它就颠颠地跟上；我停下脚步，它也立刻坐下来，吐着舌头喘气。有时候我和穗子一前一后走在田埂上，大黄就钻到我们中间，尾巴摇得像个不停晃动的拨浪鼓。
村里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们，坐在村口大槐树下纳凉聊天，看见我们俩结伴路过，总爱扯着嗓子开玩笑：“石头，又带着你小媳妇儿往哪儿去啊？”
放在以前，我听见这话准会红着脸跟她们争执半天，可如今只会低着头，脚步放快些匆匆走过。心里没有气恼，反倒隐隐泛起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甜丝丝的滋味。
真正让我们彻底敞开心扉，不再隔阂的，是那年盛夏发生的一件事。
那天午后日头毒辣得厉害，太阳像个烧得通红的火盆子，牢牢扣在头顶的山尖上，田地里的玉米叶子都被晒得打了卷，知了趴在树干上没完没了地聒噪，听得人心烦意乱。我瞒着我娘，偷偷溜到村子后头的渠沟里洗澡。
渠水是从上游水库引下来的，清凌凌的，带着山涧里的凉意，泡在水里，浑身的燥热一下子就散了大半。我在浅水区扑腾了一会儿，看见远处有几尾小鱼摆着尾巴游过，心里一痒，就想着追上去抓几条。我一步步往深水区挪动，脚下忽然传来一阵钻心的疼。
我低头往水里一看，鲜红的血液瞬间涌了出来，在清澈的渠水里晕开一片。我的脚底板被水里藏着的碎玻璃划开一道长长的口子，皮肉翻着，看着就让人发怵。
钻心的疼顺着伤口往身上窜，我忍不住坐在水里哇哇大哭，双腿发软，怎么也站不起来。
就在这时，渠岸上传来一声焦急的呼喊。
“石头！”
是穗子。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悄悄跟了过来，正站在渠边的草丛里，一双眼睛紧紧盯着水里的我。看见不断渗血的伤口，她的脸瞬间变得惨白，没等我说话，便踩着岸边的青草，直接跳进了渠水里，深一脚浅一脚跑到我身边。
“石头，你怎么样？伤得重不重？”她的声音都在微微发颤。
“疼……我的脚好疼……”我抹着眼泪，哽咽着说。
穗子蹲下身，仔细看了看我翻着皮肉的伤口，眉头紧紧皱在一起。她咬了咬牙，伸手抓住自己身上的粗布褂子，用力一撕，“嘶啦”一声，下摆被撕下一块雪白的布片，刚碰到伤口，很快就被鲜血染红。
她用布片用力缠住我的伤口，又打了个紧实的结，随即转过身，微微弯下腰，背对着我：“上来，我背你回家。”
我一下子愣住了。
穗子身子单薄，瘦瘦小小的，个头只比我高小半头，我吃得多，分量比她重不少，她怎么可能背得动我？
“别愣着了，快点！”她急得催促，“伤口不赶紧处理，很容易发炎的！”
我不敢再耽搁，小心翼翼趴在她的背上。
她的脊背很窄，肩胛骨硌得我胸口微微发疼。她撑着我的重量慢慢站起身时，身子猛地晃了一下，脚下踉跄着差点摔倒，好在她及时扶住旁边的野草稳住了身形，一步一步，稳稳地往渠岸上挪。
渠边的小路坑坑洼洼，长满了杂乱的野草，还有不少凸起的碎石子。穗子走得很慢，每迈出一步都格外小心，走几步就要重重喘一口气。汗水顺着她的鬓角往下淌，一滴滴落在我的脖子上，凉丝丝的，带着青草的气息。
趴在她的背上，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皂角清香，混着盛夏的汗水味。她的心跳很快，“咚咚咚”地隔着单薄的衣服传过来。
从渠沟到家里，不过一里多路，她硬生生走了半个多小时。
到家的时候，穗子浑身的衣服都被汗水和渠水浸透了，紧紧贴在身上，整个人控制不住地微微发抖。她把我轻轻放在炕上，刚松开手，腿一软，直接瘫坐在了地上。
我娘听见动静急匆匆从灶房跑过来，看见我脚上渗血的布条，脸色瞬间煞白。她一边手忙脚乱地给我清理伤口、敷草药，一边又急又气地数落我：“你这个不听话的！谁让你往深水里跑的？要是淹死了，可怎么办？”
我低着头，不敢吭声。
穗子扶着墙慢慢站起身，站在门口，看着炕上的我，忽然轻轻笑了起来，嘴角弯起，露出两颗小小的虎牙。
就是这个笑容，混着汗水与疲惫，干净又真切，一下子融化了我心里最后一点别扭与隔阂。
从那天起，我和穗子彻底好了，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我去哪儿，她便跟到哪儿。我去河里摸鱼捉虾，去池塘里捉泥鳅，她都会拎着铁皮桶坐在岸边安安静静等着；我爬树掏鸟窝，她就站在树下仰着头，紧张地攥着衣角，时不时叮嘱我小心些；我去田埂上捉蚂蚱，她便提着玻璃瓶子跟在一旁，帮我把蹦跳的蚂蚱一只只装进去。
我把藏在床底的宝贝全都翻出来给她看：弹珠、泛黄的洋画、打磨光滑的弹弓，还有攒了好久的彩色糖纸。穗子也拿出了她的珍藏，是一只用红毛线编的小兔子，针脚歪歪扭扭，可在我眼里，比任何东西都好看。
我娘看着整日黏在一起的我们，常常笑着跟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的爹念叨：“你瞧这俩孩子，好得跟一把葱似的，分都分不开。”
我爹吧嗒着烟袋，看着院子里打闹的我们，眼角也泛起笑意。袅袅的青烟从烟袋锅里飘出来，在夕阳的光晕里，一圈圈慢慢散开。
田埂上的狗尾巴草长得老高了，在风里轻轻摇晃。我和穗子牵着手走在田埂上，大黄狗慢悠悠跟在身后。落日的余晖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两个小小的影子，紧紧靠在一起。
那是我这辈子，最快乐无忧的一段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