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致仕那年，汴京城里的人都以为顾家要倒了。
可我爹没倒。他把爵位让给了族中一个老实本分的堂弟，带着我娘搬进了澄园，种花养鱼，偶尔进宫跟皇帝下两盘棋。
皇帝骂他“滑头”，他嘿嘿笑，说“臣老了，跑不动了”。我娘在边上不紧不慢补一句：“陛下别信他，他昨儿还跟人比了一场马球。”
皇帝指着他俩笑，说“你们夫妻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朕算是看透了”。
那年我九岁。
我趴在澄园的墙头上偷看我爹跟我娘在院子里说话。我爹说“我在男人堆里算老几，你娘在女人堆里就算老几”。
我娘头都没抬，耳朵尖红得能滴血。我后脑勺磕在瓦片上，疼得龇牙，没敢出声。
那时候我觉得日子会一直这么过下去。我爹会一直在院子里说这种话，我娘会一直拨算盘，澄园的灯笼每年腊月换一遍。
我姓顾，叫顾士桢，小名团哥儿，是顾廷烨和盛明兰的嫡长子。这话在汴京城里，说出来是响当当的。
响当当的东西，砸下来的时候最疼。
十二岁那年腊月，我爹死在赴任的船上。
消息传回来那天，我娘正在廊下对账。来报信的人话没说完，她把算盘珠子一拨，没拨动，珠子卡住了。她低头看了一眼那排珠子，说了句“知道了”，然后继续拨，珠子一颗一颗归位，噼里啪啦响。那天她拨了三遍，每一遍都归了位。
晚上她把我叫到跟前，说：“团哥儿，从明天起，你跟着你爹的旧部练拳，不许偷懒。”我说好。她又说：“那本‘家常琐记’上的账，你从今天开始每天看十页，看不懂的问我。”我说好。她看了我一会儿，摸了摸我的头，说：“别怕。你爹不在了，你娘还在。”
她没说出口的是——她也快不在了。
我爹“病故”的旨意到汴京的第三天，朝廷又来了旨意：顾廷烨革爵待查，家产抄没。
我娘接到旨意那天，站在澄园的海棠树底下，看了那棵树很久。腊月里海棠树光秃秃的，枝丫戳着天。她说了一句：“今年这树没开花。”然后转身进屋收拾东西。
抄家那天，忠叔把我从后门拽出去。我连鞋都没穿齐，脚底板踩在青石板上，疼得人清醒。身后有人在砸澄园的门，整条街的狗都在叫。我回头看了一眼，澄园的灯笼还亮着，我娘站在廊下，背挺得笔直，在跟来抄家的人说话，听不清说什么，但她没哭。
忠叔一边跑一边喘着说：“大公子，从今往后，您就叫白桢。顾士桢这三个字，烂在肚子里。”
我想说我娘还在里面。
忠叔没说话。他拽着我拐进一条巷子，巷子尽头是一辆破驴车。他把我塞上车，自己坐在前面赶车。驴车出了汴京城门，往南走。我蹲在车斗里，看着汴京的城墙越退越远。风从车斗两边灌进来，冷得钻骨头。忠叔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大公子，你娘让你活着。”
那是忠叔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后面还有第二句，在驴车走到运河边上的时候，他说：“你爹当年在外头行走，用过白烨这个名字。你爹走的那天晚上，有一个宫里的人来送过他。那人走的时候跟你爹说了一句话，我听见了。”
我问什么话。
忠叔说：“那人说，‘二郎，太后那边动了。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我问什么意思。
忠叔说：“不知道。你爹听完笑了一下，说‘知道了’。第二天就上了船。”
忠叔带我走了大半年。
从汴京往南，沿着运河，走一段停一段。忠叔年轻时在这一带做过河工，认得些人，但不敢露脸。我们俩扮成逃荒的祖孙，他叫我“桢哥儿”，我叫他“阿翁”。包袱里的碎银越来越少，忠叔的咳嗽越来越重。腊月里他从船上摔了一跤，摔在货舱的跳板上，人没掉下去，腰折了。从那以后他走路就弓着，像一只煮熟的虾。
开春到了清闸镇。忠叔说这地方行，偏，没人认得顾家的人。他找了个废弃的闸夫值房，跟镇上管事的递了两句好话，人家看我们一老一小可怜，挥挥手让住下了。值房漏风，下雨天床头滴水，忠叔用个破瓦盆接着，说“比路上强”。
到清闸镇第二个月，忠叔把我叫到跟前，从怀里摸出一封信。信封上没有字，封口用蜡封着，蜡上盖了一个印。
忠叔说：“你爹走之前塞给我的。他说到了安全的地方再拆。什么是安全的地方，他没说。我想了想，这里够偏了。”
他把信递给我，说：“你拆。”
我拆了。信纸只有一张，上面是我爹的字。我爹的字我认得，大而疏，墨重，落笔的时候像在纸上砸钉子。信上写了三行：
“士桢我儿。见字如面。爹这辈子干过最蠢的一件事，就是让你娘跟着我担惊受怕。但我不后悔。你娘也不后悔。你要是将来也想干一件蠢事，先问问自己有没有找对人。找对了，蠢事也值。另：漕运的事，别碰。你娘那本册子留着，别扔。你娘的册子比爹的信管用。父字。”
信纸最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是我娘的笔迹，写得很潦草，像是趁我爹不注意的时候添上去的：“团哥儿，你爹让我别写，我偷偷写的。你爹信里说让你别碰漕运，这话听一半就行。该碰的时候，得碰。娘字。”
我把信看了三遍。忠叔在旁边问写的什么。我说：“我爹让我别碰漕运。我娘让我碰。”
忠叔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听谁的？”
我说：“听我娘的。”
忠叔笑了一声。那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笑。两个月后他死在值房里，临死前跟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你姓白。这个姓在清闸镇露出来，你就活不到十六岁”。第二句是“你爹教你的拳别丢，你娘教你的账别丢”。
我把他埋在闸口边上的荒坡上，坟头朝着运河。埋完我蹲在坟前，把包袱里的东西倒出来数了一遍：碎银还剩七钱，三件洗得发白的衣裳，那本“家常琐记”，还有我爹那封信。我把信折好，夹在“家常琐记”的最后一页，跟那行“团儿，账要自己看”放在一起。
清闸镇码头上的人不问你姓什么，只问你能干什么。
第一天去找活，没人要。十二岁，瘦，看着没力气。一个货栈的管事拿脚把我拨开，说“去去去，别挡道”。
我在码头边蹲了一天，看人干活。扛包的怎么码粮袋，记账的怎么在簿子上画圈，船老大跟货主怎么谈价。看着看着，脑子里我爹的声音就冒出来了——“你看那个人，站队的时候脚往哪边偏，他就跟谁亲。”我往人群里一扫，那个拿脚拨我的管事，跟货栈东家说话时脚往左边偏，跟扛包的说话时脚往右边偏。他怕东家，不怕扛包的。
我娘的声音也冒出来了——“看账不看数，看数背后的人。”
码头上粮包堆得像小山，每包上面戳着货栈的印。有一包印戳糊了，扛包的师傅们谁也没注意，顺手码上去了。我走过去，扯了扯管事袖子：“叔，那包印糊了。回头对不上数，货主赖你调包，你嘴都说不清。”
管事愣了一下，走过去看了看，骂了一声，把那包拎出来单放。回头看了我一眼：你谁家的？
“没谁家的。帮人算账的，算得还行。”
“算得还行？”
“你刚才给船老大结的那笔运费，他多要了你四十文。他报的货重两百四十斤，你货栈的秤十六两一斤，他按十五两报的，里外里差十六斤。四十文是轻的。”
管事盯着我看了三秒，从腰里摸出两个铜板扔过来：“明天来，帮着看秤。”
两个铜板。我在码头上挣的第一笔钱。
当天晚上回到值房，我把那本“家常琐记”翻到第一页。我娘的字，端端正正：“团哥儿，账要自己看。”
我在底下用烧火棍蘸水写了一行：“娘，白桢今天看了。”写完盯着“白桢”两个字看了半天，抹了，改成“桢哥儿”。
阿满是闸口边上老闸头的闺女。
比我小两岁，瘦得像根柴火棍，一双眼睛贼亮。她爹出事比忠叔还早，一艘商船过闸的时候闸门开早了，她爹站在闸板上没跑及，掉下去就没上来。
那艘船后来我在底册上对上了号，我娘在旁边批了四个字：“此号有疑。”
但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只知道码头上有个小丫头，蹲在闸口边上盯着水面看，一看就是一整天。
我蹲在她旁边算账，她盯着水，我盯着簿子。过了好一会儿，她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你在算王管事那笔秤差。”
我停了笔。
“你怎么知道？”
“你昨天帮他抓了一包糊印的粮，今天他就把秤的活给你了。他那人抠门，要不是你替他省了钱，他才不舍得给铜板。”她转过头看了我一眼，“你算得没错，但他那杆秤的毛病不在十六两和十五两，在秤砣。秤砣被人磨过，少了半钱。你下次对秤的时候拿块石头校一下。”
我看了她半天。
“你谁？”
“阿满。我爹以前管这个闸口。”她指了指运河上的闸门，“他教我看水，我教不了你。但你那本簿子上的事，我能帮你记。”
码头上风大，把她的话吹散了一半，但我听懂了。
两个没爹没娘的孩子，一个会算，一个会看，搭伙过日子，谁也不欠谁。
当天晚上阿满跟我回了值房，看了那间漏风的屋子，皱了一下鼻子。第二天她从家里翻出半袋子糙米和一口破锅，说“我会做饭，但不洗碗”。我说“我会洗碗，但不做饭”。就这么说定了。
阿满没有大名。
她爹随口起的，生她那天闸口水满到第三条线，就叫阿满。她爹死后，墓碑上只刻了“闸夫陈公之墓”，没有她的名字。镇上管闸务的老吏来登记遗属，问叫什么，她说阿满。老吏在册子上写了，旁边注了四个字：“无大名。”
这三个字后来被我娘看见了。我娘跟在我爹身边管过后勤，每到一处都顺手记人事。她在底册上批了“清闸镇闸夫陈氏，有女阿满，无大名”这一行字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丫头将来会跟我搭伙过日子。她只是习惯。她习惯每一个人都记一笔。
有一天晚上阿满问我：“你娘那本册子上，有没有写我？”
我翻到那一页给她看。她不识字，问写的什么。我说：“写你有女阿满，无大名。”
她笑了一下：“无大名就无大名呗。阿满叫了十几年了，挺好的。”
我没说话。翻到最后一页，用烧火棍蘸水在桌上写了两个字。她凑过来看，问什么字。
我说：“海棠。我娘在澄园种过一棵海棠树，每年春天开花。我娘说海棠好活，不怕风雨。”
她看了那两个字很久，说：“海棠。比阿满好听。”然后补了一句，“你教我写。”
从那天起，她每天收工之后用炭条在值房的墙上练字。先练“海”，再练“棠”，练了半个月。
我有时候回来，看见她站在墙前面，炭条攥在手里，鼻尖上全是黑的。她不止练自己的名字，她让我把“家常琐记”上的字一个一个念给她听，她记在脑子里，回头用炭条写在墙上。
三个月，她把册子上的常用字认了个七七八八。识字之后她把闸口的过闸日志重理了一遍，格式比衙门存档的还规整。衙门的老吏看了半天，问是谁教的，她说“我自己琢磨的”。
老吏看了我一眼，我摇了摇头。老吏把日志收走了，走了两步又回头，说了一句：“你这丫头，可惜了。”
阿满没理他，继续看水。
忠叔的坟在闸口坡上，我每天路过看一眼。有一天阿满问我那是谁，我说是我阿翁。她说哦，我爹也在那个方向，坡那头。隔着一道水。
我说，那他们俩还能做个伴。
阿满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她说：“你刚才说这话的时候，声音跟我爹一模一样。”
那天夜里，我在“家常琐记”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用烧火棍蘸水，写完等它干了才睡。
“爹，娘，桢哥儿活着。账还在看，拳没丢。”
第二天一早，码头上来了一艘船。
船号我不认得，但船尾的商号印记我认得。底册上有，我娘在旁边批了四个字：“此号有疑。”
我合上簿子，站了起来。阿满在闸口那边冲我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这条船的水位不对，载重和报的不符。
我把烧火棍别在腰后，往码头走过去。
走到一半，船上下来一个人。穿一身青布直裰，腰上挂着一块牙牌，看着是衙门里的人。他站在跳板上扫了一圈码头，目光在我身上停了一下。
我没躲。十二岁的半大孩子，码头上多的是。他看了我一眼就挪开了，转头去跟货栈管事说话。我听见他说了一句：“漕运衙门要核这条船的货，你们把单子备好。”
我走过去，站在阿满旁边。她小声说了一句：“这人是漕运衙门的，我见过他。他姓齐。”
“齐？”
“齐衡的齐。”
我没说话。我娘在底册上批过“此号有疑”，我爹在信里写过“漕运的事别碰”，我娘在信里补了一句“该碰的时候得碰”。
现在漕运衙门的人站在我面前。姓齐。
阿满又补了一句：“这船报的是粮，但水位不对。粮没这么重。底下有东西。”
我把烧火棍从腰后抽出来，在手里转了一圈。
十二岁那年我以为我爹那句话能管一辈子。后来才知道，话管不了那么长。但话里教的东西，能。
我爹教我看人。我娘教我看账。忠叔死前跟我说，别把这两样丢了。
他没说别把名字丢了。因为名字这东西，丢了能捡回来。本事丢了，就真没了。
我现在叫白桢。清闸镇码头上一个替人算账看秤的半大孩子。
码头上的人叫我桢哥儿。
阿满叫我白桢。有时候叫顺嘴了，叫一声团儿。我让她别在外人面前叫。
她说：“知道了。团儿。”
我说：“你故意的。”
她说：“你管我。”
那艘船上的青布直裰往这边看了一眼。我和阿满都闭了嘴。但我手里那根烧火棍转得更快了。
我爹在信里说“别碰漕运”。我娘在信里说“该碰的时候得碰”。
现在时候到了……